女人佩戴朱砂戴哪只手:台湾军队的“社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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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军队的“社会化”过程 (道场)作者: 看趋势, 发表于: 星期六, 十一月 20, 2010, 20:36 (9小时46分钟前)
作者 杨照 发表于2010-10-24 03:17
虽然漫长,台湾军队的“社会化”过程基本完成了,任何政党、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独断操控军队,这是让绝大部分台湾人可以感到自信而安全的一件事。
杨 照
1988年1月13日,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去世,那是一个真正震撼人心的消息。不只是除了少数内部人士外,台湾社会对蒋经国快速恶化的身体状况全无了解,更重要的是,和蒋介石去世的情形相比,这事来得如此凶险。
蒋介石去世,高寿八十九岁;蒋经国去世时则是七十八岁。另外,蒋介石去世前,早已多年不实际主持政务,陆续将权力交班给儿子蒋经国了。从权力角度看,蒋经国却是不意猝逝,来不及妥善安排接班。
因为没有接班规划,所以蒋经国留下的,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局面。政府权力,部分掌握在当时的“行政院长”俞国华手中;党部权力,基本由党秘书长李焕统领;至于军方,最高的负责人则是参谋总长郝柏村。这三个人、三种权力,过去分别向蒋经国负责,也就不可能越过蒋经国独断指挥政、党或军。
形式上,领导权应该由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李登辉接手。如果说蒋经国生前从来没有透露过俞、李、郝三人谁可以多获得一点权力,谁可以在接班上多被考虑一点,那么李登辉和接班布局的关系就更遥远了。
“副总统”这个职位有其渊源,也就有其明确的分量。明确地位高而权不重,象征意义超过实质意义。蒋经国自己从来没有担任过“副总统”。1975年,蒋介石去世,由当时的“副总统”严家淦接任“总统”,但谁都清楚权力的传承走向。蒋经国继续担任“行政院长”,但同时接任国民党的第一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党领政,进行所有的决策。等到蒋经国就任“总统”,他选择的“副总统”,是台籍人士谢东闵,讯息也是公开而明白的,那是特别对台籍人士的示好笼络。李登辉也是台籍,而且其政治历程跟在谢东闵后面,亦步亦趋,同样也是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被拔擢为“副总统”。这样的安排,表明了蒋经国视李登辉如视谢东闵,这个“副总统”人事,基本上完全与接班无涉。
如此情形下,还要让李登辉接任“总统”吗?这是第一个大问题。这问题很快解决了,有鉴于当时蒋介石去世,严家淦当天就宣誓接任“总统”,中间没有任何权力空当,为了安定民心,大家共识援例让李登辉立即就职,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
但再来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蒋经国去世,空缺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位子,那是国民党“主席”的位子,也就是党机器实质领导的中央权力所在。还是一样,按照蒋介石前代的例子,严家淦接“总统”没出问题,因为权力不在“总统”,而在由蒋经国担任的“党主席”手中。李登辉可以戴上“总统”的头衔,然而毕竟是接了“党主席”的,才真正掌握了权力。显而易见,这是真正的权力角逐场域,有机会的相关人士,绝对不会轻易退让的。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点上,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高调介入了,让局面急转直下。那个意外的角色是蒋介石的遗孀蒋宋美龄,当时已经超过九十岁却还耳聪目明的“蒋夫人”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给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白希望暂缓选任“党主席”的接任者。
李焕收信大惊,不敢自己处理,急忙联络诸中央常务委员,商量对策。这批环绕蒋经国周围的国民党“大老”,不可能对蒋宋美龄有太好的印象。从大陆时代到撤退台湾,蒋宋美龄与蒋经国这对“母子”,长期处于紧张角力的情况。蒋宋美龄出身上海传教家庭,蒋经国却是在苏联曾经真心信仰过共产主义的,两人价值根底就是南辕北辙。大陆时期,“孔宋家族”气焰高涨,相对的,蒋经国背负着在苏时期曾经公开批判蒋介石的历史,大受压抑。然而风水轮流转,到台湾后,“孔宋家族”瓦解,反而是蒋经国愈来愈受到父亲的重用。在“吴国桢事件”上,和蒋宋美龄关系密切的吴国桢被弄到流亡美国,明确标示了两人的权力消长。
蒋经国身边的人,怎么可能愿意看到蒋经国尸骨未寒,蒋宋美龄就表露出操控局势的野心呢?于是蒋宋美龄的信,反而促使国民党内诸人,无暇内斗,决定尽早订定主席人选,断绝蒋宋美龄的任何权力妄想。
关键的那场中常会,由《中国时报》的创办人余纪忠主持。原来位阶不足以与闻权力内幕的党副秘书长宋楚瑜,以为会议将以暂缓推举主席为结论,在会议中突然发难,慷慨陈词,并在讲到蒋经国时,潸然落泪。一座惊愕中,余纪忠借力使力,当机立断呈交推举案。在那样的气氛下,众目睽睽集体压力下,大部分中常委同意了推举李登辉为新任党主席。
所有人都将李登辉视为最佳、也是最无威胁性的过渡人选。除了蒋经国的大力拔擢外,李登辉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在党内没有派系,不曾任职中央部门,也没有地方势力基础。大家的盘算是,暂时将权力寄放在李登辉手上,挡住蒋宋美龄的非分之想,其他可以再徐图打算,人人都还有机会,也就没有人会强烈反对了。
可是,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估李登辉了。李登辉上任没有多久,就开始了他游移于多角权力间的合纵连横。他拥有的,是“总统”与“党主席”的双重人事权。为了表达李焕在推举他当上“党主席”过程中的功劳,李登辉首先将和他最无渊源、在党内也最缺乏派系奥援的“行政院长”俞国华换掉,让李焕接任。李登辉需要做的,只有对李焕暗示这项人事的意愿,李焕自然就会动员他自己的系统,掀起一番“倒俞风”,终致俞国华不得不下台,还让俞国华的夫人在媒体前面替丈夫表达不平,怏怏地说:“政治真可怕!”
李焕转到行政部门,留下来的党秘书长位子,就由在推举李登辉一事上也有大功的宋楚瑜接任。先是透过宋楚瑜,接下来全面介入下一次的党中央委员及中常委选举,李登辉逐步握有了党内的实际影响力。再下来,李登辉又演出了一次出人意外的权力奇袭。在李焕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将他从“行政院长”职务上换下,取而代之的,是当时的“国防部长”郝柏村。
李焕绝对不想交出权力,然而一来变化快到他措手不及,二来和李登辉结盟将他换下来的不是别人,是权力基础同样深厚的郝柏村,李焕投鼠忌器没有了着力点。
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对军方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表面上看,军人在台湾政治结构中,取得了空前最高的地位,反对党激动地大张“反对军人干政”旗帜,从议会到街头,发动了多次抗议活动。然而实质上真正的效果,却是松动了郝柏村多年在军中的控制,让李登辉有机会将“分而治之”的手法,也伸入军队里运用。
台湾军队长年存在着兵种间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最紧张的,倒不是陆海空彼此之间,而是政战系统与战斗系统间的冲突。政战系统是国民党有惩于大陆战败,特别设立来管辖军中思想与忠诚问题的。政战系统平行、独立于战斗系统,从排级就有“政战士”,连级有“辅导长”,营级有“营辅导长”,旅、师级有“处长”,自成一套上下领导,深入部队里监管思想与忠诚问题。
单位政战头子,统称“主管”,不同于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师长这一系的“主官”。主官、主管之间,必然存在心结。形式上主管在主官之下,协助主官带领部队,但实际上,主管同时负责监视主官,可以循自家的政战管道,背后打小报告,搜集上缴黑资料。主官管不到、看不到政战主管的报告,然而政战思想评估,却操控了战斗系统升迁的生杀大权。
多少在战斗系统上表现优异的人,却神秘地一次又一次错过了升迁机会,反过来,也常有战斗系统内评价不高的人,却平步青云不断高升。这种账,自然就被算到政战报告头上了。1980年代之前,政战系统气焰甚高,战斗系统敢怒不敢言,只能私底下瞧不起这些在他们眼中根本没有上战场打仗本事的人。
这种情况却在1983年有了戏剧性的逆转。政战系统出身,原本是蒋经国身边第一红人的王升,因为权力太大,管得太多,被传为将是蒋经国的接班人。传言传入蒋经国耳中,一夕之间,王升的权力机构“刘少康办公室”遭到裁撤,接着没多久,王升被调派为驻巴拉圭“大使”,不让他留在台湾。
不只王升,整个政战系统大受打击,战斗系统则人人额手称庆、幸灾乐祸。王升垮台后,郝柏村才从陆军部队中,以战斗系统的代表身份,逐渐取得大权。在这过程中,可以想见,政战系统很难讨到什么便宜。
蒋经国去世前后,台湾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上有着要求自由、放松管制的强烈要求,其中获得热烈回响的诉求,就包括了“军队退出校园”。台湾高中以上学校,都配置有教官,除了负责上“军训”课程之外,同时管理学生秩序,兼及思想监控。“教官”是学校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加上这些军人出身的教官,往往学识不足,言行粗鲁,让他们介入教育,很容易让人看出格格不入的荒谬之处。
教官虽属“教育部”,不过其渊源毕竟来自政战系统。政战系统自顾不暇,无法在教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军方当权派又出于对政战的敌意,绝对不会主动出手相援。误打误撞、稀哩哗啦,“军队退出校园”竟然就快速成了社会的共识了。
郝柏村接任“行政院长”,让出军权的关键时刻,台湾军队处于奇特的情况中。第一是,往常对军队价值信念掌握最紧密的政战系统,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过去趾高气昂的政战官们,甚至忧心忡忡地担心不晓得什么时候政战这个兵种会被取消。连带的,第二,政战控制松脱,军队的封闭性质也随之大幅降低,外面的种种骚动,开始直接影响了军队内部。
换句话说,台湾军队快速经历了一场“社会化”的过程。老一辈觉得自己先是军人,然后才有其他身份的态度,被年轻辈的新观念取代了。军人是社会上诸多行业的一种,不可能不理会社会的变化。而且,就算要在军中出人头地,也都得看清楚整体社会变化的趋势。
加速台湾军队“社会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原本随蒋介石渡海来台的一代凋零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在台湾长大的新生代。此时他们陆续迈入而立之年,成为军队的中坚干部。他们没有上一代那么清楚“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信念,他们同时和部队中的义务役官士兵关系密切,没有上一代那样的隔阂。
义务役人员,占军队人数绝大多数。他们入伍从军两到三年,就离开回到社会岗位上了。一批批的义务役人员,因此也就不断带进来最新的社会价值与社会观念,无从阻挡。新一代职业军人,年龄和这些义务役人员相仿,没有了出身背景的差别,而且自己又缺乏强烈的信念,当然很容易就受到影响,跟随着社会变化调整其想法了。
利用这个机会,李登辉藉由升迁将领的选择,改变了军队的领导生态。与其说李登辉刻意重用本省籍军官,不如说他专注选择受到“社会化”程度最深的人,予以拔擢。毕竟那个时候,在军中特殊结构下,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本省籍的高级军官人选可供“重用”,但是即便都是外省籍,却明确有了应对与社会脉动的不同距离,所产生的不同派别。
李登辉开启其端,陈水扁后来继续执行的原则,是依照几个条件来拔擢军事将领。第一,少用具有强烈中国认同的人,多用表现台湾本土认同的人;第二,少用死忠拥护国民党的人,多用具备改革想法的人;第三,少用坚守传统部队信念的人,多用表现出较高弹性的人。
正因为没有那样明火执仗在军中搞省籍分配,所以这样的改变并未引来强烈的反弹。领导层人事架构逐渐改变,李登辉也就有办法将原本“郝系”的势力逐渐排除在外。在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台湾军队的大幅缩编,让许多高级军官焦虑自危,深恐自己成了缩编中的牺牲品,断送了原本看好、期待的升迁之路。为了争取那日益减少的机会,他们也就更是不得不认清风头,努力调整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军队一步步脱离了党的控制,也就一步步“社会化”了。李登辉从来没有办法对国民党旧势力真正放心,因而军队的忠诚由“党”而“国”,对他来说,是有利于巩固权力的好事。
李登辉执政十二年,到2000年,国民党在选举中输掉中央政权,军队和国民党的关系,已经切割得差不多了。政党轮替过程中,军方始终不曾是个令人担心的变量。虽然陈水扁代表的民进党,在军中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但是到那个时候,军中已不存在任何观念或组织去煽动反对、阻碍政权交接了。
民进党上台,军方将领升迁选择握在陈水扁手中又达八年,国民党的残余影响更稀薄了;另一方面,基于几十年的历史背景,不管陈水扁如何翻云覆雨,八年毕竟还是不可能让这支“国民革命军”“台独化”或“民进党化”。
至此,虽然漫长,台湾军队的“社会化”过程基本完成了,任何政党、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独断操控军队,这是让绝大部分台湾人可以感到自信而安全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