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红发的人种:宗教:基督教在中国的矮化变异-张耀杰 | 信仰与心灵-人文中国-中评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第一文库网 时间:2019/10/17 07:18:43
基督教在中国的矮化变异  张耀杰 

 

 

 

一般来说,基督教主要分为三大派系:新教、东正教、天主教。本文所说的基督教指的是天主教和东正教之外的基督教新教,中国民间也称之为耶稣教。从英国人马礼逊1807年来华传道算起,基督教进入中国并且融入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已经长达200多年。 追根溯源,基督教原本是一次又一次失去故土家园的犹太人的民族宗教,也就是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势者的苦难宗教。经过耶稣基督的受难救赎以及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基督教的信仰门槛越来越低,通俗易懂的《圣经》文本中既有形而下的世俗关怀又有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其中的核心基调是灵魂救赎的博爱福音而不是战无不胜的圣战暴力。在现有的世界性宗教中,基督教是最贴近于大同人性也最有利于社会和谐的。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基督教所提倡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甲乙双方相互平等的大同博爱意识、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意识,绝对不是读了圣经、受了洗礼就可以做得到的。 以孙中山为例,1883年底,他与同乡好友陆皓东一起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教名为“日新”,后来又改为“逸仙”。1884年5月26日,18岁的孙中山与17岁的卢慕贞结婚。1891年10月20日,卢慕贞为26岁的香港西医书院四年级学生孙中山生育了长子孙科。同样是在这一年,孙中山经香港西医书院同学陈少白介绍,与19岁的教友陈粹芬在屯门基督教堂(美国纪慎会)相识并开始同居。父母双亡的陈粹芬,在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追随比自己大7岁的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成为革命先驱孙中山的第一位革命情侣。孙中山与陈粹芬的婚外同居,明显违背了基督教所提倡的一夫一妻制。作为一名基督徒,孙中山在中国特色的一夫多妻的男性特权,与基督教所提倡的一夫一妻的甲乙平等之间,所选择的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孙中山去世之后,在一党训政的国民党极力推行党魁崇拜和党魁专制的背景下,反而成为比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之流更加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偶像,这种现象与基督教严格禁止政教合一、偶像崇拜的基本教义,是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的。借用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的话说,“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有趣的是,孙中山的接班人蒋介石,是比孙中山更加虔诚的基督徒,他几乎每天都要单独或者与他的妻子宋美龄一起向上帝祈祷,甚至于把《圣经》当作中国的“易经”来运用,也就是用《圣经》给自己占卜吉凶祸福。 基督教在孙中山、蒋介石身上所发生的矮化与变异,到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更是发展到了一种极致。当今中国,基督教依据与政府当局的关系,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政府正式承认并且直接间接地插手管理的号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第二种是政府不予以依法承认同时也没有完全禁止的“家庭教会”。据估计,中国三自教会的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的人数比三自教会略多,应该在2000万至4000之间。北京最大的两个家庭教会是守望与锡安。守望教会的教友人数超过了1000人。锡安教会的人数也接近1000人。由于1949年之后,政府当局对于宗教信仰的长期压制,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都不再可能像鸦片战争之后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人士那样,通过创办现代化的医院与现代化的学校,来发挥耶稣基督承担罪责的受难精神和人人平等的博爱福音。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在开展宗教活动方面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矮化变异现象,主要表现在既高度自律同时又高度封闭。基督教倡导的政教分离并且驯服于当权者的基本教义,为许多基督徒放弃最低限度的大同博爱的人文关怀,提供了一种道德化的教义借口。 关于这一点,2010年6月我在浙江余姚泗门镇调查时感触最深。泗门镇是当地民营企业十分发达的地区,有许多当地居民以及外来的农民工都是开着汽车到三自教堂做礼拜的。教堂门口的最显眼处,钉着由宁波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颁发的一块“平安宗教活动场所”的铜牌子。我作为一个陌生人,在三自教堂里面既见证了基督徒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敬畏信仰、对于教会的慷慨奉献,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大家庭式的其乐融融的温暖爱意。但是,在教堂门口,就横着一条污染极其严重并且直通大海的臭水沟,北边不远处的水面上,铺着一层厚厚的苔藓。在南边不远处的公路桥洞下,住着一个以船为家、衣衫褴褛、满身污垢的拾荒者。由此可知,浙江余姚泗门镇教堂的基督徒们的博爱福音,基本上是走不出这个教堂大门的。当然,假如发生了汶川大地震之类的大灾难,这个教堂也会像社会各界一样奉命捐款和奉命慈善。 在没有参与宗教调查之前,我十分善意地猜想基督教通过所谓的“三自”也就是自治、自养、自传,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独立也相对完善的制度框架,可以有效地限制和减少内部腐败。随着调查的深入,我发现在穷困偏远地区的三自教会,反而会相对清廉一些,譬如河南嵩县的三自教会特别是农村的传教堂点,教友之间就能够充满爱心地相互帮助,浙江温州的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内部,却充满了包括房产以及巨额奉献在内的利益争夺。在有利可图的城区教堂里,三自教会往往扮演着很不光彩的角色。应该说,中国官场里面的所有弊端,在基督教三自教会里面全部存在,甚至于更多阴暗也更加敏感。 2009年3月24日上午,我到郑州市的一个基督教堂进行实地调查。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对于自己的亲眼所见依然感到触目惊心,我当场情不自禁地说出了两个字:“叛教。”  这个教堂原来位于郊区农村,几年前才被纳入城区。旧教堂拆迁后,当地政府补偿给教堂3.2亩建设用地。当地的基督徒没有足够资金建造新教堂,该市“三自”教会的会长见有利可图,但开始插手运作。他们先是强行剥夺区级“两会”对于该教堂的管辖权,改由市级“两会”直接管辖;然后把该教堂及其生活楼的建设施工,全部交给自己的儿子经营的建筑公司。在基督徒心目中神圣美好的新教堂,被这个家族企业建造成了一座到处有墙体裂缝的危房。教堂旁边的生活楼,却被建造成超大面积的住宅用房,被私自分给一些官员和“三自”教会内部的管理人员。分到房子的住户开始装修入住的时候,该教堂的堂委会和众多信徒才发现上当受骗。他们出面阻止装修并且强行收回房屋,事情因此陷入僵局。这位会长干脆动用手中的政治资源,促使公安部门出面抓捕劳教了多名教友。在此之前,郑州市的这位“三自”教会的会长,为了垄断控制这个教堂的施工权,甚至假借2000名信徒上街游行的名义要挟过当地政府。一名“三自”教会的会长,竟然穷凶极恶到直接亵污基督徒心目中的神圣殿堂,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容忍的。 在全国各地的“三自”教会内部,逆淘汰现象也非常严重。我们在浙江温州、湖南长沙、河南郑州、四川成都等地的实地调查中,都发现了这种现象。“三自”教会及教堂的贪污腐败以及其他争权夺利的现象,导致教职人员中一部分信仰纯正的精英人物,选择离开“三自”体系去组织家庭教会或者选择出国进修甚至于移民不归。一些信仰纯正的信徒也会随着自己所尊敬的教职人员离开教堂去参加家庭教会。这对于中国基督教会的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三自”体系假如不自我革新,必将会终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