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德还是被凯多虐了: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第一文库网 时间:2020/04/08 03:28:19
佳人,情海生波,演出了梦幻人生的悲欢离合。但是,在他们共同写就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壮丽的历史乐章、绘成斑斓多彩历史画卷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难以索解的历史奇谜。   
    越王卧薪尝胆、秦皇焚书坑儒、秦桧私通金国、地动仪运作奇迹、陈圆圆芳魂归处、太平道符水治病……每个历史未解之谜的背后无不隐藏着一个震动古今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关涉到中华民族的气运与历史走向,极大地激发着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求知欲,使读者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历史演进的轨迹,并为后世提供科学客观的历史依据,特编写了这部《中国历史未解之谜》。本书以一种全新的探索视角来研究历史,从帝王、后宫、政界、军事、名人、宗教、文化、科技八大方面甄选出百余个重大的历史谜题,经由严肃而科学的分析论证,去伪存真,寻找令人信服的结论。在这种严肃而充满趣味的探索中,读者将会了解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尽情领会历史的丰富与变幻无穷,更加完整而深刻地认识历史。同时引导读者掌握研究历史和探求真相的方法,从中获得思考与发现的巨大乐趣。这不仅有助于读者在现实生活中以更辨证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更促进思想的成熟。   
    同时,本书以图释文、图文并茂的编排方式将会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大量与历史之谜相关的精美图片,达到具象、直观的阅读效果,让读者更加立体、真实地感受历史真相。文物器具立体真切地反映社会背景、历史风貌;历史人物画像更缩短了读者和历史人物的时空距离……生动精练的文字配以美轮美奂的图片,使读者在穿越历史峡谷、探索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沿途欣赏到美妙的历史风景。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部全真、立体的《中国历史未解之谜》能使读者在轻松获取知识的同时,为其展示更广阔的认知视野和想像空间。   
   
第一部分:帝王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吗    古书中有“三皇五帝”的说法,其中“五帝”是指东方太皋、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和中央黄帝。而传说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然而,他究竟是人还是神?为什么被称为“黄帝”?现在仍然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说法。   
    有学者认为,黄帝是神话传说中的雷电之神,后来才崛起而为中央黄帝。相传他长有四张脸,能同时顾及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事情,总逃不过他的眼睛。后来,他战胜了东、西、南、北四个天帝,建立了自己的神国。   
    黄帝和炎帝停战言和后组成的统一的部落联盟,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所以,今天的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   
    也有学者认为,黄帝实有其人,他应该是原始社会末期一位部落联盟的首领。《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物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势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这些记载似乎说明历史上的黄帝实有其人,是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创始者。因此,说他是人更有道理。那么,他又为什么被称为“黄帝”呢?   
    据说,黄帝在五个天帝中,是管理四方的中央首领,又因专管土地,而中原的土地是黄色的,故名“黄帝”。学者们认为,这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对黄土地的崇拜。古史称他为“以土德为王”。后世之人以此而崇尚黄色,把黄色演变成一种权力和尊贵的象征。历代帝王穿的“龙袍”、“马褂”都是黄色,就是由此引发而来的。   
    在中国的历史典籍和神话传说中,都有许多关于黄帝的记载,但因年代久远,许多说法都已经无法考证。然而,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却是不容置疑的。   
   
第一部分:帝王越王勾践到底有没有卧薪尝胆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故事,已经是尽人皆知了。这个历史故事说的是:传说在春秋时期的一场战争中,吴国打败了越国,吴军把越王勾践包围在会稽山上,致使越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忍辱求和。从那以后,越国成为吴国的臣国,并受控于吴国。越王勾践像奴隶一般在吴国宫中服役3年,后来吴王免去了勾践的罪,让他回国去了。为了不忘亡国之痛、报仇雪恨,勾践在屋顶上面吊了一个苦胆,无论是出是进、是坐是站,就连吃饭睡觉,也要尝一尝苦胆之味,用来激励自己的斗志;他还既不用床,也不用被褥,累了,便睡在硬柴堆砌的“床”上,以此锻炼自己的筋骨。越国最终灭了吴国,就是因为勾践这十多年的磨炼并实行了各种得力措施。   
    但历史上的越王勾践是不是真的用卧薪和尝胆两种手段来激发勉励自己的呢?首先从历史典籍来看,《左传》和《国语》成书年代较早,并且其中记载的史实也较为可信,因而较具有参考的价值。但两本史籍中无论哪一本,在讲述勾践的生平事迹时,都根本没有记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行为。另外,在《史记》中的《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说:“吴既敌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其中,没有写到越王勾践卧薪之事。东汉时期,袁康、吴平作《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这两本书虽然是专门记录关于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历史,但它们却只是以先秦历史为基础,又加上了小说家们的荒诞想像。《越绝书》中卧薪、尝胆都未提及;《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仅说越王勾践“悬胆在户外,出入品尝,不绝于口”,而根本没有卧薪之事。由此看来,在西汉的《史记》中最早出现了越王尝胆一事;而在东汉时期的史料中还没有出现卧薪之事。   
    有人考证,在北宋苏轼所写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卧薪尝胆”首次被作为一个成语来使用。但苏轼起草这封信时带有很强的游戏性,信中的内容与勾践无关,而是设想孙权在三国平分天下时曾“坐薪尝胆”。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曾经谈到“坐薪尝胆”的事情,但说的却是吴王。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也说“吴王即位,卧薪尝胆”。以后,《左传事纬》和《绎史》两书中,都说是吴王夫差卧薪尝胆。但与此同时,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黄震在《古今纪要》和《黄氏日抄》两书中,又说是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然而,到北宋的苏轼提出了“卧薪尝胆”一词后,这事究竟是夫差还是勾践所做,从南宋直到明朝都没有结论。明朝末年,在传奇剧本《浣纱记》中,梁辰鱼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二事大加渲染。清初的吴乘权在《纲鉴易知录》中写道:“勾践叛国,乃劳其凝思,卧薪尝胆。”后来,明末作家冯梦龙在其刊刻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也多次提到过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直到现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才广为流传。但其真实性却需要考证。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早在东汉时代成书的《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中就有越王勾践“卧薪”之事的记载。该文说越王勾践当时“苦身焦思,夜以继日,用蓼攻之以目卧”。蓼,清朝马瑞辰解释说是苦菜。蓼薪,意思就是说蓼这种苦菜聚集得非常多。勾践准备了许多蓼菜一定是用来磨炼意志,“攻之以蓼”也可以说是“攻之以蓼薪”。这样,上述《吴越春秋》中的话的语意就十分明显:那时勾践日夜操劳,眼睛十分疲倦,就想睡觉,即“目卧”,但他用“蓼薪”来刺激自己,以便能够忍耐克服,避免睡觉。卧薪、尝胆分别是让视觉和味觉感到苦。后人把“卧薪”说成是在硬柴上睡觉,是曲解了《吴越春秋》的意思,因为“卧薪”是眼睛遭受折磨而不是身体遭受折磨。这种说法的结论是:勾践确实有过卧薪尝胆的行为,尽管后人误解了这个词语的意思。   
    若说卧薪尝胆这个故事是真的,为什么历史上这么晚才有记载?若说是假的,它却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这两种说法都有根据。因此,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未解之谜。   
   
第一部分:帝王奇货可居—秦始皇身世之谜    秦始皇嬴政是中国数千年专制时代的第一位君临天下、叱咤风云的皇帝。六国养尊处优的君主嫔妃、王孙公主、皇亲国戚无一不胆战心惊地揖首跪地、俯首称臣。然而,傲视天下的秦始皇内心却是异常脆弱,因为他对身世一直讳莫如深。   
    秦始皇是继秦庄襄王(子楚)之位,以太子身份登上王位的。秦始皇之母赵姬,据说曾为吕不韦的爱姬,后献予子楚,被封为王后。那么,秦始皇到底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后人争议不休。   
    《史记》中记载秦国丞相吕不韦本为河南濮阳的巨富,是远近闻名的大商人。但他不满足这种拥有万贯家私的地位和生活,野心勃勃,对王权垂涎三尺。   
    于是,吕不韦打点行装,到了赵国的国都邯郸,精心策划一个大阴谋,将正在赵国当人质的秦王的孙子异人,想法过继给正受宠幸的华阳夫人,转瞬之间,异人被立为嫡嗣,更名为子楚。   
    不久,国事生变。秦昭王、孝文王相继去世,子楚堂而皇之地登上王位,吕不韦被封为丞相。之后,吕不韦将自己的爱姬赵姬献给子楚,生下嬴政,被封为皇后,不料子楚仅在位三年就死掉了,于是他的儿子嬴政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吕不韦认为嬴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让嬴政喊自己为“仲父”,自己则掌管全国政事,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一手遮天的大人物,吕不韦在邯郸的秘计实现了。   
    认定吕不韦和秦始皇有父子关系的说法,其原因是:   
    其一,这样可以说明秦始皇不是秦王室的嫡传,反对秦始皇的人就找到了很好的造反理由。   
    其二,是吕不韦采取的一种战胜长信侯的政治斗争的策略,企图以父子亲情,取得秦始皇的支持,增强自己的斗争力量。   
    其三,解秦灭六国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不动一兵一卒,运用计谋,将自己的儿子推上秦国的王位,夺其江山,因此,灭国之愤就可消除。   
    其四,汉代以后的资料多认为嬴政是吕不韦之子,这为汉取代秦寻求历史依据,他们的逻辑是,秦王内宫如此污秽,如何治理好一个国家,因此秦亡甚速是很自然的。   
    后世人也有认为上述传说并不能成立的。   
    其一,从子楚方面看,既使有吕不韦的阴谋,但其实现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因为秦昭王在位时,未必一定将王位传于子楚,更不能设想到子楚未来的儿子身上。   
    其二,从秦始皇的出生日期考虑,假若赵姬在进宫前已经怀孕,秦始皇一定会不及期而生,子楚对此不会不知道。可见,秦始皇的生父应该是子楚,而非吕不韦。   
    其三,从赵姬的出身看,也大有文章。《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赵之后,秦王亲临邯郸,把同秦王母家有仇怨的,尽行坑杀。既然赵姬出身豪门,她怎么能先做吕不韦之姬妾,再被献做异人之妻呢?这样,就不会存在赵姬肚子里怀上吕不韦的孩子再嫁到异人那里的故事了。   
    身世之谜也只有留于后人去推测了,而“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却由此流传于世。   
   
第一部分:帝王秦始皇“焚书坑儒”之谜    提起秦始皇,人们就会想起“焚书坑儒”这一典故,但是秦始皇到底有没有“坑儒”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的诸多加强控制的举措之后,秦始皇便开始了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群臣及众多的儒生大排酒宴。在宴会上,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众多儒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丞相王绾、博士生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则赞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最后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观点,并采用、实施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了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以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典籍,统统按时交官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其死罪。百姓如想学一些法令,可拜官吏为师。从这一点来看,焚书的举动秦始皇肯定做过。   
    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长生不老,迷恋仙道,不惜动用重金,先后派徐福、韩众、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与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由于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而心急如焚,忐忑不安。依照秦国的法律,求不到仙药就会被处死。因此他们深发感慨:像这样靠凶狠残暴而建立威势并且贪婪权势的人,不值得给他求仙药。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   
    这件事使秦始皇十分恼怒,于是他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讯问,欲查出造谣惑众的侯生、卢生两人。方士们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只得相互告发,秦始皇最后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   
    秦始皇的“坑儒”是“焚书”的继续。至于坑杀的人究竟是方士还是儒生,学术界各持己见。从分析“坑儒”事件的起因看,秦始皇所坑杀的人应该是方士;但从长子扶苏的进谏“众儒生都学习孔子的学说”来看,秦始皇所坑杀的又好像是儒生。   
    而且东汉卫宏在《诏定古文官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用以种瓜,以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为由,诱惑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当众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时,秦始皇趁机下令秘杀填土而埋之,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里。于是有人便根据这一点而偏向于传统的说法,认为秦始皇确实有过“坑儒”的行为。   
    但有人研究诸史籍,认为“焚书”有之,“坑儒”则无,实是“坑方士”之讹。“坑方士”事见始皇三十五年,因为侯、卢二人求仙药不成,他们惧“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骂了秦始皇一番后逃走。既然事端由方士引起,那么就只能是“坑方士”,当然不能说被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杀的主体应该是方士,而被杀的原因更与儒家的政治主张和学派观点无关。所以即使被杀者有儒生,也并非因其为儒生而得罪,总是与方士们有某种牵连之故。因此绝无理由说秦始皇“坑儒”。尽管秦始皇早因“坑儒”之举背上千古骂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没有“坑儒”这一谜团还是没有解开。   
   
第一部分:帝王曹操为何要建72座陵寝    曹操在丧葬上有别于历代帝王,他对自己的身后事,提出了“薄葬”。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当时,曹操虽未称帝,但权力与地位不比帝王低,为什么他不但提倡“薄葬”,而且身体力行呢?   
    据说,曹操一生提倡节俭,他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他儿子曹植的妻子因为身穿绫罗,被他按家规下诏“自裁”。宫廷中的各种用过的布料,破了再补,补了再用,不可换新的。有个时期,天下闹灾荒,财物短缺,曹操不穿皮革制服,到了冬天,朝廷的官员们都不敢戴皮帽子。   
    又据传,曹操早年曾干过盗墓的勾当。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为防止自己死后出现这种惨状,他一再要求“薄葬”。   
    为了防止盗墓,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他还采取了“疑冢”的措施。布置疑冢,当然也和他生性多疑有关。生前,他因多疑,错杀了许多人;死后,他的多疑也不例外。传说,在安葬他的那一天,72具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各个城门抬出。   
    这72座疑冢,哪座是真的呢?曹操之墓的千古之谜随之悬设。   
    千百年来,盗墓者不计其数,但谁也没发掘出真正的曹操墓。   
    传说,军阀混战年代,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古董商人为了寻找曹操的真墓,雇民工挖了十几座疑冢。除了土陶、瓦罐一类的东西外,一无所获。   
    1988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说,“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关于疑冢的说法便被确证不是准确的了。   
    但是,关于曹操尸骨到底埋于何处,仍然是个谜。据诗曰:“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之园陵漳水滨。即令西湟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由此推断,曹操墓是在漳河河底。   
    又据《彰德府志》载,魏武帝曹操陵在铜雀台正南5公里的灵芝村。据考察,这也属假设。那它还有可能在哪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曹操陵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   
    据《魏书·文帝纪》载:“甲午(公元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亳州志》载:“文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曹操死于该年正月,初二日入葬,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魏文帝曹丕为何不去邺城而返故里?他此行目的是不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魏书》还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外。这里曾有曹操建的精舍,还是曹丕出生之地,此外,又据记载:亳州有庞大的曹操亲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亲、子女等人之墓就在于此。由此推断,曹操之墓也当在此。   
    但这种说法也缺乏可信的证据,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面对“曹墓不知何处去”的感叹,人们对曹操的奸诈多疑可能有了更深的认识。曹操一生节俭,带头“薄葬”,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样做,既保护了自己,也使盗墓者无从下手,这也算是他的明智之举吧。   
    关于曹操的陵寝的真实情况至今仍是个谜,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   
   
第一部分:帝王晋武帝传位傻太子之谜    司马炎,字安世,西晋开国皇帝,谥号武皇帝,史称晋武帝。晋武帝司马炎,纵横沙场,果敢英武,为晋王朝耗尽了自己的半生心血。但是,他却将辛苦打下的江山交给一个傻儿子继承,致使宫廷内外血雨腥风,西晋王朝昏暗动荡,成了一个短命王朝。英明的晋武帝为何做出如此糊涂的事情呢?   
    从史料看,司马炎虽称得上英武果敢,但在感情上却柔若女子,有妇人之仁。他一生共有26个儿子。不幸的是,26个儿子当中虽不乏聪慧之辈,但长子司马轨却不幸夭折,因此次子司马衷成了事实上的长子,按中国的继承人法则,司马衷要被立为太子,而司马衷却是个白痴,不谙世事。司马衷的痴愚朝野皆知。   
    太子司马衷在吃饭时对粮食很不爱惜,师傅李看不过去,就婉转地对司马衷说:“殿下,碗中的米饭,一粒粒都是农民辛勤耕作得来的,殿下可知道稼穑艰难?如今旱荒严重,老百姓都没有粮食吃,都在忍饥挨饿。”司马衷听了这话,觉得十分奇怪,脱口说道:“没有饭吃,干嘛不吃肉粥?”师傅李哭笑不得。   
    太子司马衷的低能,武帝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这个儿子难以担负国家重任。但是杨皇后反对更易太子。杨皇后名艳,字琼芝,是陕西华阳人,父亲杨文宗是魏国贵族,以功封蓣亭侯。杨皇后十分美丽,出自豪门大族,替武帝生下了三男三女,长子早逝,次子便是这司马衷。武帝数次担心地说太子不长进,天性愚钝,难以胜任大事。杨皇后每次都和颜反驳,儿子虽不聪明,但却忠厚纯良,好生教导,会有长进的。武帝试探说,现在更易太子,还来得及。杨皇后摇头,说太子的名分已定了,决不能轻易改动,无论立嫡立长,都应是太子,破坏了这项法制,日后岂不乱了套?我坚决反对。   
    优柔寡断的武帝就将希望寄托在两个派去考察太子的大臣和峤和荀勖的身上。   
    果敢刚毅的武帝司马炎在美人面前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武帝信任荀勖,尤其佩服荀勖的高深学问和不世之才。后来荀勖进奏,说太子有了进步,于是武帝相信了荀勖,放下心来,不再考虑更易太子。   
    天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病死,其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不过一年,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杀死总揽朝政的大臣杨骏;接着又发生了“八王之乱”。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刘渊的侄子刘曜攻破长安,俘获末代皇帝司马邺,西晋亡国。时距司马炎之死只有25年。   
   
第一部分:帝王“和尚皇帝”梁武帝为何饿死于僧寺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名作,诗中以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南朝佛教的兴盛。南北朝时,佛教大盛,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位吃斋信佛、极力倡导发展佛教的皇帝,他曾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当和尚。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把自己的所有身资服用,舍给寺庙。还有一种是舍自身,就是自愿加入寺庙为众僧服役。梁武帝于公元527年、529年、547年三次舍身。舍身第一次是4天,最后一次长达37天。而每一次都是朝廷用重金将其赎回。寺庙因他又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他在位时,佛教在梁朝盛极一时,光当时的建康城内外就有佛寺500多所,僧尼10万余人。公元504年,他亲自率领僧俗2万人在重云殿的重云阁,撰写了《舍道事佛文》。   
    梁武帝一心崇佛,荒废了朝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梁武帝早年无子,过继侄儿萧正德为嗣子做太子,后来梁武帝生了个儿子,取名萧统,随即被立为太子,而侄子萧正德被改封为西丰侯。这让萧正德心里愤愤不满。正在此时,东魏大将侯景因与政敌高欢不合,转投了梁朝,梁武帝封他为河南王。侯景为人阴险奸诈,他看到皇族矛盾重重,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勾结萧正德起兵发动政变,答应事成之后让萧正德做皇帝。最后叛军攻进了建康城,困住了宫城,后又引武湖水去漫宫城。梁武帝这位和尚皇帝被困在宫里。一筹莫展,也没有人去过问他,这位皇帝最后竟被活活饿死在宫里,无独有偶,《中华野史镜鉴》上也曾记载:“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三月,侯景攻下宫城。萧衍饮食断绝,口中苦涩,连呼:“蜜!蜜!”最后饿死于净居殿,时年86岁,萧正德最终也没做成皇帝,事成后就被侯景杀死了。   
   
第一部分:帝王唐太宗篡改过国史吗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代开国君主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是唐代难得的治国之君。在其统治期间,唐太宗知人善任,察纳雅言;执法慎刑,重农恤民,使国家形成了历史上人人称道的“贞观之治”局面。他的雄才伟略、勤于政事甚为后人称道。但即使是这样一位旷世圣人,他的一生仍是有很多瑕疵的,“玄武门兵变”内情历来让人生疑,而他后来的修改国史也为后人议论不休。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修改国史呢?对此,史学家们有不同的说法。《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隋唐卷》是这么写官修正史的——设史馆修前朝史制度的确立是在唐初李世民统治的贞观时期。贞观君臣为唐皇朝的“长治久安”,十分注意“以古为镜”,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注重隋亡的教训。鉴于武德年间萧等人尚未修成前朝著史,唐太宗深感改组旧史馆、建立一套新制度的必要。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以后,原著作局不再具有修史职责,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的皇位并不是由合法继承得到的,而是其杀兄逼父的结果。这一行为不合乎封建法统和封建伦理,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就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因此,唐太宗夺得皇位之后,就着手修改国史,为自己辩护。这种说法认为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时录》时,大肆铺陈太宗在武德时的功劳,竭力抹煞太子建成在唐朝创建过程中的功绩并极力贬低高祖的作用。但是这样仍不足以说明太宗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于是他们又把修改国史的着眼点放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面。他们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杜撰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其目的在于把太宗说成是李唐王业的真正奠基人,使其皇位的获得近似于汉高祖自为皇帝而尊其父为太上皇那样的合法性。   
    唐太宗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要修改国史?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未有确定的答案,给历史留下了一桩疑案。   
   
第一部分:帝王千古功过任人评—武则天无字碑之谜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女皇帝。她从一个才人一步步爬上皇后宝座,直到最后建立大周朝。登上帝位之后,武皇一方面消灭异己,一方面却也励精图治。在她统治时期,整个社会倒也安定,而关于武则天的传说民间有很多。武则天本人也从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即使死了,也要留下一块无字碑,千百年来引得人们纷纷猜测。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位于西安市西北80公顷的乾县梁山上。墓前有两块高均为6.3米的石碑,西面的为“述圣碑”,碑文主要是歌颂唐高宗的功绩,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该碑由7节组成,榫卯扣接,故又称为“七节碑”,碑宽1.86米,重81.6吨。东面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碑由一块巨大的整石雕成,宽2.1米,重98.8吨。碑头雕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首,饰以天云龙纹,碑座则用骏马饮水、雄狮、云纹等线刻画而成。如此精细的雕刻,在历代墓碑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人们纷纷猜测武则天立无字碑的原因,最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说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大,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在武则天看来,自己虽是女人,但高宗平庸,自己的才能绝对优于高宗,而且她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应该算是她的一大政绩。可惜的是,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武皇是抢了大唐江山,是叛臣逆贼,对于她的功劳视而不见。因而,武则天要把自己的功劳让后人去评述、去记载,于是就有了无字碑。二说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立了碑文恐怕更招世人骂,还是不写为好。有的说法是,武则天建立大周朝之后,内心感觉愧疚不安,一心想在自己死后将江山归还唐氏。但由于自己称帝的这段经历,使她对自己死后的境遇没有信心,更害怕世人责骂其篡位之罪,因而留下无字碑借以自赎。三说武则天想让后人去评说她的一生。这种说法与前一种说法恰恰相反。武则天对自己一生还是颇感自豪的。作为一个女流之辈,却能在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并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她要后人客观地评价她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而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儿子李显肯定不会对自己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鉴于此,武则天要将自己的一生的功过是非交与后人,就是要让后人对自己的一生作出评价。这三种说法似乎每一种都很有道理,至于哪一种说法是她的本意,现已无从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宋金以后,人们开始在无字碑上面添补题识,现在上面共有13段文字。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文字中还有一种少数民族文字,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人能识别。这种早已废绝的少数民族文字,被日本学者山路广明视为“20世纪之谜”。经考证,金太宗的弟弟于1134年在无字碑上刻了《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且在旁边配有汉字译文。这种失传了的文字并不是金文,但究竟是什么文字呢?明代金石学家赵山函在《石墨镌华》中说:“(《郎君行记》)碑字不能辨,盖女真字……字刻乾陵无字碑上。”这种说法一直广为流传。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在内蒙古巴林右旗附近发现辽代帝后的墓志,才将这一谜团解开。原来这些文字和墓志上的字相同,是早期的契丹文字。契丹文字始创于公元920年,但随着国家的灭亡很快消亡,到了元代已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了明代则彻底成为一种无人能识的“死文字”了。这一失传的文字作为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字史料被保留下来,却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的一大贡献。   
   
第一部分:帝王唐玄宗为何被奉为“梨园领袖”    人们习惯上称呼戏班、剧团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弟子”。“梨园”是怎么和戏曲艺术联系在一起的呢?“梨园”在什么地方?其性质如何?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唐玄宗前期,全国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许多亚非国家的使臣、学者、商人纷纷齐集长安。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下,唐朝的音乐得到空前发展。唐玄宗本人素喜音乐,在公元741年原来隶属太平寺的倡优杂技人才划出来,设立左右教坊;又挑选好乐工数百人,在蔡苑的梨园进行专门训练。   
    有关这个艺术组织——“梨园”的建立,《旧唐书·玄宗本纪》载道:“玄宗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新唐书·礼乐志》则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也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从此,“梨园”成了唐代一个重要的艺术活动中心。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清人汪汲《事物原会》卷三十七“教坊梨园”条说:“今西安府临潼县骊山绣岭下,即梨园地也。”关于梨园的出处,一般都认为它原是唐代长安的一个地名,但在具体地点上发生了分歧。有人指出在长安县西南香积寺附近今黄良乡立园村,此村最早叫梨园村或栗园村。还有人认为是在今西安城东南隅曲江池附近汉武帝所造宜苑旧址旁的春临村一带。第三种说法认为梨园在今西安城东北唐大明宫东侧附近三华里的午门村。第四种说法指出它在今西安临潼县骊山绣岭下。   
    另外还有人认为唐代长安有两个“梨园”。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一个在光华门北面,一个在蓬莱宫的旁边。《辞海》也持有“梨园”说,指出唐代长安“梨园”有“禁苑梨园”,在长安城北芳林门外东北的禁园中;“乃唐代真正梨园所在”。“宫内梨园”,分男女二部,皆称“皇帝梨园弟子”。   
    对于梨园的性质的研究,《辞海》曰:“唐玄宗时教练宫廷歌舞艺人的地方。”《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谓为“唐玄宗时,宫廷内专门训练乐工的机构”,“主要职责是训练器乐演奏人员”。李尤白提出:“梨园”是既训练演员,又肩负演出的“皇家音乐、舞蹈、戏剧学院”,为我国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李隆基则是其院长(崔公),在他之下有编辑和乐营将两套人马。前者的职责,类似现在的创作人员,后者相当于现在的导演和教师。   
    在“梨园”研究方面,算得上权威的是李尤白写的《梨园考论》,此书全面考证了与“梨园”有关的问题,而且还提出在西安建立“中国唐代梨园纪念馆”的建议。   
   
第一部分:帝王南唐后主李煜亡国之谜    李煜是南唐的末代国主。他即位时,南唐国力已呈衰颓之势,这位性格懦弱的国主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国破家亡的威胁。他仇恨宋朝的压迫,但又没有能力用武力与宋朝相抗衡,只要能以小邦苟且偏安,他甘愿贡物称臣最后沦为阶下囚。   
    李煜的父亲李是词坛高手,李煜从小便生活在这么一个浓厚的文化环境中,对词也极为喜爱。即位时,南唐国力日益衰落,他所面临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因此使他这时期的词一部分表现为对宫廷奢华生活的迷恋,一部分则饱含着沉重的哀愁。被俘以后,身为阶下囚的李煜,天天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面对春花秋月、良辰美景,缅怀故国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创作了一首千古传诵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没想到这首诗竟成了他获罪的证据,不久便被宋太宗赵光义派人毒死在狱中。   
    李煜不仅善填词,而且善音律,并因此荒废政事。皇后周娥皇是司徒周宗的女儿,通书史,且能歌善舞,尤其弹得一手好琵琶。当时早在盛唐时曾广为流传的《霓裳羽衣曲》早已被人淡忘,周娥皇找到了一份残谱。她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创作,通过努力,最终恢复了《霓裳羽衣曲》的原貌,开元、天宝之音得以重回人间。周娥皇自己另外还创作了两支曲子,一为《邀醉舞破》,一为《恨来迟破》。李煜和她二人常常会随歌而舞。周娥皇不但擅长音律,于采戏、弈棋也无所不精。对于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知己,李煜是宠爱不已,朝朝暮暮与她一起,整日沉浸在轻歌曼舞中。周娥皇死后,李煜还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思念她。   
    周娥皇有个妹妹,史称小周后,长得风姿绰约,风情万种。   
    小周后的音律才能虽比不上姐姐周娥皇,但却是弈棋的高手,酷爱围棋与象棋,因此而备受李煜的宠爱,二人常常布局厮杀,以此消遣时光。一天,李煜与小周后正在对弈,且杀得难解难分。为了不受任何干扰。李煜下令卫士守住宫门,对前来奏事的大臣一律不予接待。一位大臣向李煜奏报国家收支的状况已入不敷出,国库空虚,一位大臣奏报宋朝正在调兵遣将,随时来犯,提醒李煜应早做准备,但是都被卫士挡在了宫外。   
    开宝八年,宋军攻破金陵,李煜率几位大臣肉袒出降。开宝九年正月,李煜到达汴京,宋太祖封他为“违命侯”。后宋太宗即位,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七月初七,李煜被宋太宗赐服牵机药而死,时年42岁,赠太师,封吴王,葬于洛阳北邙山。史载,牵机药乃是一种慢性毒药,毒发,最后头足之相就如牵机之状,故名。   
   
第一部分:帝王“烛影斧声”与宋太祖之死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17年皇帝,到公元976年便撒手归西了,正史中没有他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也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因此他的死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为历史留下了又一桩悬案。   
    司马光的《湘山野录》中记载,开宝九年十月,那天天气极为寒冷,宋太祖赵匡胤急唤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进入寝宫,宋太祖斥退旁人,只留下他们两人自酌自饮。酒过三巡,已是夜深了,他见晋王赵光义总是躲在后边,极其害怕,自有几分得意。见殿前雪厚几寸,便用玉斧刺雪,还不时对他弟弟说:“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当夜赵光义依照没走,留宿于禁宫。第二天天快亮时,禁宫里传出宋太祖赵匡胤已经死了的消息。赵光义按遗诏,于灵柩前即皇帝位。   
    历史上所谓“烛光斧影”的疑案就指此事。有人认为“烛光斧影”也许不是疑案,只是晋王赵光义戕兄夺位的借口。宋太祖安排后事是宋朝的国家大事,不可能只召其弟单独入宫,并且赵光义又在喝酒时退避。用玉斧刺雪,这正是赵匡胤与赵光义进行过争斗的状态,晋王一狠心杀死宋太祖。要是不这样写,这段史料也许会被封杀。   
    不过,关于光义弑兄的原因,史书上另有一种说法。《烬余录》称,赵光义很喜爱已归降的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费氏。孟昶死后,花蕊夫人被宋太祖赵匡胤纳为自己的妃子,而且特别宠爱。赵匡胤因病卧床,深更半夜时赵光义胆大妄为,以为宋太祖已熟睡,便趁机调戏花蕊夫人,可没想到太祖惊醒,要用玉斧砍他,等到皇后、太子赶到之时,赵匡胤已经只剩一口气了。赵光义趁机逃回自己的王府,第二天太祖赵匡胤就升天了。由此可知,赵光义趁夜黑无人,赵匡胤昏睡不醒的时候调戏他觊觎已久的花蕊夫人,谁知赵匡胤突然醒来发觉了,也许是他盛怒之下欲砍赵光义,可是因为病体虚弱,体力不足,未砍中赵光义。赵光义觉得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不管用何种方式都不能取得其兄的原谅与宽恕了,预料到自己将会死得很惨,于是一狠心便杀死了自己的同胞兄弟,然后慌忙逃回府中。宋太祖赵匡胤是病怒交加而死,还是他弟弟杀死的呢,谁也不知其详。不过十分清楚的是,赵匡胤之死与其弟赵光义当夜在皇宫内院的行为有一定的关系。   
    对于这个疑案,也有一些人为赵光义开脱罪责,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记道:“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坐于府门……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遂与王雪下步行至宫门,呼而入……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曰:‘德芳来耶?’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从这一记载来看,宋太祖赵匡胤过世时,他弟弟赵光义并不知晓,也没在宫中呆过,似乎可以洗去“烛影斧声”的嫌疑了。   
    但是,自从赵光义继帝位后,赵匡胤的长子德昭于公元979年被迫自杀,次子德芳又于公元981年无故而死来看,宋太宗赵光义还是摆脱不了“烛光斧影”、“戕兄夺位”的嫌疑。   
   
第一部分:帝王明建文帝生死之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由于皇太子朱标已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先他而死,乃由皇太孙朱允即位,这就是建文帝,后世也称为明惠帝。然而,在惠帝刚即位不久,燕王朱棣就夺取了帝位,以讨伐齐泰、黄子澄为名,起兵北平(今北京),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1402年,燕兵攻陷了京师(今南京),燕王即位,是为成祖。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此后,有关惠帝已经出逃的传闻颇多,明成祖对此总是不放心,这件事也几乎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数百年来,建文帝的下落也是一桩争讼不决的历史悬案。综合各家说法,主要有“焚死”说和“逃亡”说。   
    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是自焚而死的,据永乐年间修撰的《明太祖实录》中记录,燕王朱棣发动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征战,燕王获得全胜,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十三日,燕王统领大军开进南京金川门。当燕王军队开进皇宫时,宫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也没了踪影。与此同时,建文帝所使用的宝玺也毫无踪影。正史记载建文帝死于宫中的大火中。《太宗实录》卷九记载:“上(即明成祖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骏耶!吾来为扶翼不为善,不意不亮而遽至此平!’……王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仁宗朱高织御制长陵后碑也说,建文帝殁后,成祖备以天子礼仪殓葬。成为明成祖的朱棣后来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中说:没想到建文帝在奸臣的威逼下纵火自杀。但是,太监在火后余烬中多次查找,找到马皇后与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建文帝是活是亡无从得知。燕王为让天下知建文帝已自焚,曾作有祭文,但其坟墓处于何处,无人可知。明末崇祯帝就曾说过:想给建文帝上坟,却不知在何处?   
    另一种说法认为在南京攻破之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在其亲信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明成祖死后,他又回到京城,住进西内,死后葬于京郊西山。朱棣登位后,感到建文帝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此多次派心腹大臣到处访问。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陪同官员中,有锦衣卫士,这显然就是用于暗中察访建文帝的。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颁布《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名册重新整理,对僧人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起,还派人以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到处查找,涉及大江南北,前后共二十余年。民间流言中,在许多地方都有建文帝的踪迹与传说。有的说建文帝逃到云贵地区,而且辗转到了南洋地区,直到现在,云南大理仍有人以惠帝(建文帝)为鼻祖。也有现代学者认为,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接着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此病亡,埋于庵后小山坡上。   
    至于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以上两种说法都无法提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来。   
   
第一部分:帝王崇祯帝究竟如何死去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病危,召信王入宫受遗命。不久熹宗撒手归天,年仅17岁的信王朱由检即位,大赦天下,次年改为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年轻气盛的崇祯皇帝面临的是一种风雨飘摇的局面。这位明朝最后的一位皇帝很想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力挽狂潮,重建太平天下。他即位后铲除阉党魏忠贤、一心想要中兴,但是最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冲破了京城,明朝覆灭了,他自己也落了个自缢的下场。崇祯帝朱由检生性懦弱、无主见,而且他继位时的明朝已是政治腐败。崇祯皇帝也回天乏术,大臣们个个明哲保身,少有为社稷着想者。而且崇祯为人极易猜疑,大臣们更是小心翼翼、很少发言。就是到了起义军进逼京城的时候,也没有主动站出来为崇祯分忧的大臣。   
    当李自成的起义军猛烈进逼,崇祯帝惊慌得完全失了主见,处处寄希望于大臣们,希望他们能提供妙计良策,甚至替他决断,但是危急之中,大臣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每天崇祯帝都要召见大臣,有时候竟达到一日三次。起初大家都认认真真地替崇祯帝谋划,提出“南迁”、“撤关”等,可崇祯帝总是拿不定主意,大臣们也渐渐没招了。召见中,大臣总是惶恐地说:“为臣有罪,为臣有罪!”然后就不再说话,实在被问急了,只是用些“练兵”、“加饷”等话来应付崇祯帝。每次召见,崇祯帝都非常不满,常常是中途拂袖离去,回宫后痛哭并且大骂:“朝中无人!朝中无人!”   
    大明灭亡的前三天上午,崇祯帝来到东左掖门,召见了新考选官32人,问他们以急策。崇祯帝本想能从新臣中寻找到良策,可一见答卷,也全是些套话。召见未及一半,忽然有一太监送进一个密封,崇祯帝拆视后脸色突然大变,原来这是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失守的总报。李自成军已经攻到昌平。但是惊慌的崇祯帝仍无法从众大臣那里得到一计良策。   
    次日早晨,崇祯帝再次召见文武诸臣,半晌大家都沉默不语。崇祯帝流着泪恳请大臣们想办法,大臣们也是泪流满面地回应。忽然有位大臣大梦初醒一般,凑向前欲奏对,崇祯帝一见,马上将泪水收住,准备细听,只听这位大臣说:“当务之急为考选科道。”原以为是什么良策,不想又是老套话。可这位大臣一开头,许多大臣也跟着说这人当起,那人该用。崇祯帝早就不耐烦了,俯首在御案上写了七个大字:“文武官个个可杀。”起身示意退朝。   
    关于崇祯的死,历来众说纷纭,计六奇《明孝北略》卷二十记载道:“丁未五鼓,上御前殿,与二人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散遣内员,手携王承恩,入内苑,人皆莫知,上登万岁山之寿皇亭,即煤山之红阁也。亭新成,先帝为阅内操特建者……遂自尽于亭下海棠树下,太监王承恩对面缢死。”又有《明史》卷三百九《流贼传》说:“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而《明之述略》中却说:“丁未,内城陷,帝崩于西山。”可见,对崇祯究竟怎么死,死于何地至今还是个谜。一个力图中兴的君主竟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令人深思。大臣们还是一副唯唯诺诺、支支吾吾的样子,出的计策无非是什么巡街闭门、不许出入等。这时候守城者来报,守城军队不敌。见城陷就在眼前的崇祯帝,不禁大哭,边哭边道:“诸臣误朕至此!”自己拿不定主意,却要埋怨大臣。大臣们见形势“不可为”,便俯首同崇祯帝一起恸哭,哭声响彻大殿,甚为悲惨。到了中午,崇祯又召见大臣,此时大臣们已彻底看透了这位年轻且毫无主见的皇帝,干脆以沉默来回答崇祯帝,崇祯帝不禁大吼道:“既然这样!不如大家一起在奉先殿统统自尽吧!”此话倒是说中了,19日晨,崇祯帝在走投无路中自尽身亡。   
   
第一部分:帝王顺治帝出家之谜    在清朝第二位皇帝顺治短短的一生中,他一共娶了19个妻妾,差不多是每年一个,但是最讨他欢心的,只有董鄂妃一人。   
    在顺治眼里,董鄂妃就是他的心。虽然两人不曾有过任何誓言,但是,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的确能感天地、泣鬼神。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皇贵妃董鄂氏因病去世,顺治痛不欲生。为哀悼董鄂妃,他5天不理朝政。没过多久,他又亲自给礼部下了一道圣旨,特意采用追封的方法,给董鄂妃加封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至于追加皇后应举行怎样的大礼,他命礼部要认真、详细、迅速商讨并递交他审议。   
    董鄂妃死后,顺治的心也随之而去,正如元稹所写的那样:“维将竟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他不仅辍朝5日,而且将她晋封为皇后。在蔡东藩的《清史演义》里写道:“顺治帝经此惨事,亦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张,传出宫中。”此外,还有《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均有关于顺治帝因董鄂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   
    顺治帝的离家出走,令清宫上下惊慌失措。他们为了不引起世人的非议,只得向外宣布:顺治皇帝驾崩。但是,这种谎言也瞒不了多久。很快,堂堂的大清皇帝为了一个女人而削发为僧的事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了。   
    顺治一向好佛,宫中奉有木降、玉琳二禅师,印章有“尘隐道人”、“痴道人”等称号。他对木降曾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旋庵相待。”他早有削发为僧的念头。临宣布他去世前几天,他还叫最宠信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削发为僧,因此一些人认为顺治出家之因是与孝惠皇后不合,所以宠爱的董鄂妃一死,他就以此为借口皈依了净土。据说清圣祖康熙亲政后,曾经以进香为借口,多次到五台山看望顺治,希望顺治能回到宫中,但是顺治不为所动。康熙帝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岩卷复垂。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语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语气十分悲恸。又传说在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供御器具,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这似乎又是一个顺治出家的证据。但民国时,明清史专家孟森的《世祖出家事考实》举出《东华录》等史书的记载,认为清世祖死于痘疹,没有出家;又认为吴梅村诗中“房”为天驷,“房里竟未动”是指顺治将幸五台山而忽然去世,后几句诗孟森认为是自责之词。所以顺治出家与否,仍然是一个谜。   
   
第一部分:帝王秘密立储始于康熙吗    康熙是清代有名的圣君,有子35人,女20人,嫡出最长者为胤,康熙十四年曾被立为皇太子,后玄烨在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十月,第二次废黜胤 ;第二年二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请求再次册立皇太子,这是二废太子后,朝臣第一次为此事上奏请求。玄烨看罢奏疏后,特别召集群臣说明此事。他说:“立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今欲立皇太子,必然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谕旨表明,接受了两次废立太子的沉痛教训,又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储位之争的局面,玄烨正在深入思考皇储关系、储君标准、建储方式等重大问题,力图寻找一个较好的办法,避免以往的失误;在没有找到可行方法之前,决不草率册立。他向群臣公开陈述他的观点,表明他在晚年已开始拟订新的建储计划了。   
    玄烨在经过4年多的总结、思考以及对储君的精心选择后,开始实施他的建储计划了。   
    第一次建储之议出现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据《清世宗实录》载:“康熙五十六年冬,圣祖仁皇帝召诸王子,面询建储之事。”朝鲜使臣于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四月从中国返回朝鲜后,禀告朝鲜国王:“臣来时问太后葬后,当有建储之议。”建储之事虽然到处流传,反响很大,但人们对其具体内容却毫不知晓。这表明玄烨只是就建储一事征询皇子与重臣的意见,他本人并未表露态度,更未作出任何决定。可见他对储君人选、册立日期等重大问题,已开始有意识地采取保密措施了。   
    “长篇谕旨”出现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玄烨在皇太后病危,自己也重病缠身的情形下,召集全体朝臣,商讨建储的有关问题。“长篇谕旨”的说法便由此而来。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及五十六年十一月两个谕旨构成了新的建储计划。与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相比较,它的具体的方略,如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有德者即登大位”、“择贤而立”的择储标准,对储君人选以及建储的有关问题的保密原则等等,都比较新颖,而且秘密色彩浓厚,因而可称之为秘密建储计划。如果这个计划能贯彻执行,并且形成制度,将会减少传统建储制度的某些弊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玄烨对实施两千多年的建储制度进行了改革,尽管他本人并未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   
    这一秘密建储计划的核心是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完全排除统治阶层中任何集团或个人对建储的干扰。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其他三部分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得不到保证,其他三部分也无法实施。   
    虽然玄烨通过“择贤而立”的方式选择储君,但其主观上并无废除嫡长子继承制的意图。玄烨的宗法观念浓厚,认为诸子之中,“允(胤)居贵”。在胤被废后,他已无嫡子,皇长子胤也获罪幽禁,所以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庶子。   
    再者,对储君暗中进行培养、考察,储君如果表现不佳予以撤换时,由于没有让其知道这件事,不会引起任何不良后果,这样皇帝在对储君的选择上,就完全抓住了主动权。   
    秘密建储在康熙朝晚期出现,是形势的需要,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为了解决复杂、尖锐的储位之争,玄烨只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博采众长,另辟蹊径。不过对于他来说,这种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开拓一条新的建储道路,更无将此立为定制、世代遵行之意。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不断摸索、逐步改进并完善的过程,秘密建储制度也不例外。虽然玄烨是秘密建储的开创者,但直到雍正、乾隆二帝才把它的不足加以改进,把它的疏漏加以补足,并作为一种制度最终确立下来。   
   
第一部分:帝王雍正帝嗣位之谜    清康熙帝驾崩以后,第四皇子胤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雍正帝。但雍正帝究竟如何嗣位至今仍是一个谜,是按遗诏之言登位还是篡位,众说纷纭。   
    官书中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冬至(初九)前,胤奉命代祀南郊。当时,康熙患病住在畅春园疗养,“静摄”政权。胤请求侍奉左右,但康熙因祭天是件大事,命他应在斋所虔诚斋戒,不得离开。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的病情突然恶化,这时才不得不破例把胤召到畅春园来。而未到之前,康熙命胤祉、胤(七阿哥)、胤、胤、胤(十阿哥)、胤(十二阿哥)、胤祥和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向他们宣布:“皇四子胤人品极好,令人敬重,与朕很相似,因此他肯定能够继承大统,继承皇位。”此时,恒亲王胤祺因冬至奉命在东陵行祭典、胤禄(十六阿哥)、胤礼(十七阿哥)、胤(十五阿哥)、胤(二十阿哥)等小皇子都在寝宫外候旨。当胤来到康熙面前时,康熙还能够说话,告诉胤他的病情日益恶化的原因,但是到了夜里戊时,康熙就归天了。隆科多即向雍正宣布“遗诏”。胤听后昏扑于地,痛不欲生,而胤祉等其他兄弟则向胤叩头,并劝他节哀顺变,因此雍正就履行新皇帝的职权,主持康熙的丧葬之事。雍正曾特别强调:当日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雍正的即位是由父皇康熙的寿终正寝后才开始的,是属于正常并且合乎法理的。对此,清代官书众口一词,都是同一个口径。后世有人根据雍正在品格、才干、年龄和气质上的众多特点以及雍正本人在皇宫中深藏不露、暗自修炼多年的特征,康熙对雍正的认识和父子感情基础,当时诸子争储互斗的背景,还有康熙在死之前留下遗诏的在场人物、地点、时间以及情节等来综合分析,认为雍正根据皇父“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是合法即位的,可信的。   
    但是民间传说中,雍正即位却是非法的,是篡位夺权。   
    早在雍正帝在世时,社会上就盛传:康熙帝要将皇位传给胤,在他患病的最后几日,曾经下旨要召胤回到京城,但是胤的死党隆科多却隐瞒了谕旨。致使康熙去世当日,胤不能赶到。隆科多于是假传圣旨,拥立胤为皇帝。此所谓“矫诏篡立说”的由来。另外有一种说法讲,康熙原来就有了手书,要把皇位传给十四阿哥胤,是胤把“十”改成了“于”字,于是遗旨明明传位于胤,却变成了传位于胤,此所谓“盗改遗诏说”的来源。那么,是谁来盗改了这个遗诏呢?有传说是雍正本人改的;有的说康熙把遗诏写在隆科多的掌心,而隆科多将“十”字抹去了;也有的说是由一些雍正府中所收养的武林高手所改写的;又有的说是雍正的亲生父亲卫某参与改的……   
    还有人认为,康熙原本要在胤和胤两人中选立皇储,而最终胤被选中,胤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确实说明康熙选择皇太子时他是候选人之一,而胤在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亲王,在皇子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先后22次参与祭祀活动,次数比其他皇子都多。此外,康熙对胤之子弘历宠爱有加,称赞其母是“有福之人”。由此可见,雍正是后来居上的皇太子候选人。也有人认为,临终时康熙本想让胤继承皇位,但他远在边疆,若将他召回再宣布诏书,在空位阶段必定会引发皇位纠纷,无奈之下只好传位于雍正。   
    总而言之,雍正继承皇位有着种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疑点。这些问题使一些清史专家耗费了很多的精力,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可以说,在没有获得新的可靠材料之前,雍正的即位是否合法,仍然是个谜。这不仅仅是因为雍正在继承皇位上有很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而且他即位后的很多言行,尤其是与大肆诛戮贬斥功臣、兄弟、文人等事连在一起,更令人感到扑朔迷离。   
   
第一部分:帝王雍正帝暴死之谜    一代枭雄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清晨突然暴死在圆明园离宫中。官方记载说他是忽然发病身亡。作为第一手资料的《起居注册》中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二十一日,上下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下豫。子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戌时(午后七时至九时)皇上病情加重,急忙在寝宫发布遗诏给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龙驭上宾于二十三日子时(夜十一时至翌日一时)。由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继传。”   
    然而民间却流传着雍正遇刺身亡的故事。例如《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宫十三朝》等等记载说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杀了皇帝。吕留良文字狱于雍正六年发生。十年十二月,留良、葆中父子被处死。其亲人也被严加处置,另一子毅中斩决,孙辈发配极边为奴。传说四娘以宫女身份混入皇宫侍奉皇上,伺机行刺。还有传说四娘在吕案发生后逃亡外地,练就一身功夫潜入宫内,以飞剑砍去清帝脑袋。还有人传说除四娘外还有一位名为鱼娘的女子做帮手。即使下笔谨严的学者,在提到世宗死时,也会提及这些传闻。但有人认为这种行刺之说纯属谣言。首先,吕案发生后,其家人皆受罚,无漏网之鱼。   
    其次,四娘根本不可能混进宫。虽然曾经也有过罪犯眷属特别是15岁以下女子,没收入宫为奴,像株连在吕案中的严鸿逵、黄补,其妻妾子妇即服侍于功臣家,然而吕氏的孙辈在宁古土基成为奴隶,犯大罪的人犯多是这样下场。所以四娘不可能混入宫内。   
    还有,皇帝实际上一年之中的三分之二都驻跸在圆明园这个离宫。紫禁城内明令整肃,与有“亭台园林之胜”称号的圆明园根本不可比较。因此,他“自新正郊礼毕移居园宫,冬至大祀前始还大内”,“盖视大内为举行典礼之所,事毕即行,无所留恋也”。园内内阁及各部院等机构之规模宏大与大内不相上下。雍正二年起,便设护军营,一个女子根本不能飞檐走壁,穿过昼夜的巡逻和森严的戒备,轻易地就进入寝宫,刺杀皇帝。因而,雍正遇刺身亡的说法便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又有人认为世宗既不是遇刺身亡,也不是寿终正寝,他可能是服丹药中毒而亡。这是从宫中档案等资料中推出的结论。世宗生前,在宫中曾蓄养了一些僧道异能之士,他死后第三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嗣主乾隆忽下了驱逐炼丹道士出宫的谕旨。   
    新君刚登基,尚有众多事务待理,而紧急驱逐数名道士,这种做法确有奇怪之处,乾隆说其父视僧道如俳优,未听一言,未服一药,这显然在为父亲辩解。否则又怎会突下逐客令?他又说这几个道士早就该受驱逐,但为何世宗容忍他们在宫中?乾隆如果为的是崇正道、黜异端,就应该加以排斥,然而他却沾沾自喜地称:“朕崇敬佛法……仰蒙皇考嘉奖,许以当金法会中契超无上者,朕为第一。”而且,还善待超盛、元日两僧让他们来京瞻仰梓宫。   
    驱逐道士的同日,乾隆另降一道谕旨谕令内监、宫女,告诫他们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此事也值得注意,“中毒身亡”论者认为此事必与世宗横死有关,否则为何皇太后所见外间闲话会心烦。   
    雍正帝的死因被这种种说法蒙上了层层的神秘面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   
    乾隆帝的父母是汉人吗?   
    看过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人对书中的一个说法一定很好奇,因为书中说乾隆是陈家洛之兄。其实,小说中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来历的。   
    清末,上自官僚缙绅,下迄妇孺百姓,几乎人人皆知这么一个传说,清初的某个皇帝是浙江海宁陈家的儿子。这个皇帝是谁呢?有人便说是乾隆皇帝弘历。这一传说也见于一些私家所写的稗官野史之中。《清朝野史大观》卷一《高宗之与海宁陈氏》一文有这样的记叙:雍正帝胤当皇子时,与海宁陈氏很好,两家来往频繁。这一年恰巧两家在同月同日同时辰生子。只是胤家为女孩,陈家为男孩。胤命人抱来看看,但却偷偷把孩子换了。陈家发现孩子被换,大惊失色。但迫于对方权势,不敢追究,也不敢声张。不久康熙去世,传皇位于胤。胤即位后,陈氏一门数人也都官至显要。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更是礼遇有加。乾隆六次南巡江浙,其中四次都到过海宁陈家,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若非皇帝亲临,这门不要轻易打开。”从此这座门就再也没被打开过了。   
    持上述观点之人还提出另外一些证据,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皇帝亲笔书写的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爱日”一词,是从汉辞赋家杨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中来的,后世把儿子奉侍父母之日叫爱日。“春晖”一词是从唐代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中来的。后人常以春晖来比喻母爱。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都有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意思。后来,与海宁陈氏的儿子相交换的那个女孩便在海宁陈家成长,到了婚嫁年龄便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专门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这些史料更让人坚信乾隆是汉人之子。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雍正帝有皇子十个,公主六个。乾隆帝是其第四子,推及情理根本没有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孩子来继承皇位的必要性。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论证。   
    其次,从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看,纯是君臣友谊。陈氏是清初的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陈家历代都仕途通达,官居高职,煊赫一时。雍正初年,为了满足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大举修建浙江海塘。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即位后,对这项工程非常重视,数次南巡,有四次来到海宁勘察,那么既到海宁,总得有个合适的住所,而陈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自然就成为接驾驻跸之处。这个园子本叫“隅园”,乾隆帝把它改名为“安澜园”。“安澜”即水波不兴之意,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探视父母。   
    至于那两块匾额,据史学家孟森考证,清国史馆编纂的《陈元龙传》中说: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四月,康熙在便殿召见群臣,说:“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当场写给我。我写出来赐给你们。”陈元龙奏称,父亲年逾八十,故拟“爱日堂”三字。《海宁州志》还提到,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六月,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寡四十一年,(公元1715年)便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以“春晖堂”匾额。这就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的,与孝敬父母的意思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乾隆是汉人之子只是无稽之谈。   
    《清宫词》中有一首词说:“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词中暗指乾隆与海宁陈氏关系,然而,这其中关系究竟怎样,乾隆身世究竟如何只能成为未解之谜了。   
   
第一部分:帝王天花还是梅毒—同治帝死因之谜    清入关后第八代皇帝同治,是叶赫那拉氏(慈禧)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所生,同时也是咸丰皇帝(奕)的独子。同治六岁时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登基称帝,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亲政。但他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即病逝,此时距其亲政日期不到两年。   
    对于载淳的死因,众说纷纭,有的说载淳是死于天花,有的说是死于梅毒。   
    近来,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属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以下简称“脉案”)的《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一份。   
    据记载,载淳于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得病卧床。当天下午,太医院判李德立和御医庄守和诊断,结果是:“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来,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御医只请第一次脉就能做出上述的明确诊断,主要是因为载淳之病来势很凶,“疹形”表发得较显著。御医对此开出了用生地、元参、牛蒡子、芦根等十二味药配制的“益阴清解饮”,进行避风调理。同治仅服了一次药,效果便显出来了。第二天早上,夹杂着瘟痘的疹形即透出,也不似昨日那样烦闷堵厥了。但是,疹痘初发,未至出透,致使“瘟热熏蒸肺胃,以致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气颤谵言”。御医议用“清解利咽汤”对此进行调理。巳初三刻服药后,效果明显,是日午刻即“脉息浮洪,头面周身疹中夹杂之痘颗粒透出”。   
    这样,经御医们精心医治护理不足两天,痘颗虽然开始表发了,有些症状也有减退的迹象,但是由于瘟热毒滞过盛,以致头面、颈项发出的痘粒很稠密,而且痘颗颜色紫滞,又有咽痛作呕,身颤口干,便秘溺赤之内症。很明显,痘料透出后过盛的毒滞并没完全随之表发出来,最后用药无效,以致于身亡。   
    根据这些记载,有人便认为同治是死于天花,但这些记载只是宫廷里的片面记载,而民间的大多传闻却说同治帝是死于梅毒。   
    在一些正规学术著作里都记载着同治帝微服出宫,嬉戏游乐,甚至出入烟馆妓院的故事,如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中就有同治因出游而患梅毒终致死亡的记载。   
    据记载,同治帝与皇后阿鲁特氏相亲相爱,但慈禧太后不喜欢阿鲁特氏。慈禧开始常命皇后等人陪她看戏。但皇后文静、不爱热闹,每次看到男女私情,则面壁而坐。慈禧本来对皇后就不满意,这样就更加不喜欢她了。皇后多次受责怪,依旧我行我素,慈禧便觉皇后故意不给她面子。而皇后对同治帝则是笑脸相迎,慈禧更认为她狐媚惑主,于是限制同治帝宠爱皇后,强令其移爱慧妃。而同治偏偏讨厌慈禧所喜欢的慧妃。于是,同治帝与太监佞臣常常微服外出寻花问柳。但同治怕臣下看见,不敢去京中较大的妓院名楼,专门找隐蔽的小妓院、暗娼等处。起初,人们对他的身份毫无所知,后来知道了也佯装不知。   
    一些王公大臣注意到同治帝微行纷传于内外,屡次劝谏同治而毫无成效。一次,同治帝对醇亲王奕当面劝谏一再抵赖,醇亲王只好把时间、地点一一指明,同治帝却一再追问他消息的来源。   
    虽然这些传闻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这些传闻传扬甚广,而同治帝又死得可疑,因此许多人怀疑他死于梅毒也就不奇怪了。   
    据说,载淳从烟花巷院染上梅毒,开始时毫无察觉,后来脸面、背部显出斑点,才召太医诊治。御医一见大惊,不知如何是好,因此请命于慈禧。慈禧传旨,向外界宣布说皇上只是染上天花。于是,御医们按照出痘的医法开药,没有效果。皇帝大怒,责问:“为何不按我的病医治我?”太医回奏:“太后命之。”而且《翁同和日记》中记载说:“风声过大,且非两宫圣意。”载淳愤恨不已。梅毒在当时是绝症,以天花治之,显然是为了掩盖丑闻,以免丢皇家脸面。所以同治后来就日益病重,下部溃烂而死。   
    同治究竟是死于天花还是死于梅毒,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来源,而且都能找出各自的证据,让人难以辨明,遂成清宫又一疑案。   
   
第一部分:帝王光绪帝之死探秘    和同治帝一样,光绪帝正当盛年时却突然死去,成为慈禧垂帘听政之下的第二个牺牲品,而且他的死与慈禧的死仅相差一天。因而,关于他的死因也就引起了世人的种种猜测。   
    第一种观点认为光绪是患重病而死。在废立风波中,光绪依旧做他的皇帝,但他的实权却丢了,精神也备受打击。光绪帝重重的顾虑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健康。另外光绪帝自幼孱弱,脾胃素来虚弱。光绪虽贵为天子,却连一个孤儿也不如。据宫中太监寇连材日记说,当时宫中人受各种限制,不能亲近光绪。惟有西太后可以亲近他,而她当时骄奢淫逸,对光绪的生活根本不管。小皇帝每天有数十种菜,但菜皆不能入口。光绪要加菜,御膳房必先告知太后,慈禧必然责备他铺张浪费,不懂节俭,光绪只好从小挨饿。   
    光绪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患上重病。《清德宗实录》、《清史稿》、《光绪朝乐华录》等都说光绪久病体虚,至光绪三十四年病入膏肓,最后驾崩,但这些均为官方文件,可信度不一定高。   
    第二种说法最为流行,说是慈禧谋害了光绪帝。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光绪虽然长期被囚,保皇党却极依靠他。慈禧自己身体健康,能执政时,百般折磨光绪。晚年,她力不从心了,便想害死他。当时因担任起居注官而能接近光绪的恽毓鼎,写了一部《崇陵存信录》(又名《光绪外传》),记录了光绪临死前的状况: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秋忽然传出病重消息,召京外名医入宫诊视。诊脉时,光绪静静地把双手置案上,自己写出病情。入诊者都说光绪身体尚健。十月初十,逢慈禧万寿节(生日),光绪出瀛台,替太后祝寿,有人看见他为准备跪拜而活动筋骨。十九日,宫廷大乱,增加侍卫,稽查出入,传言光绪驾崩。次日,宫中恢复了宁静,午后,传载沣监国、溥仪入宫教养之命。二十一日,皇后入瀛台探视,光绪早已气绝身亡。太后闻此,仅叹息几声。   
    在这则记录里,恽毓鼎实际上暗示慈禧害死了光绪。而且,慈禧宣布光绪病重,和百日维新后废立风波之做法一样。恽氏长期任起居注官,他的话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而曾在宫中担任女官的德龄女士,则在《清宫二年记》等书中,明确地指明正是李莲英下毒害死了光绪。   
    以上三种说法都是言之凿凿,但是清宫太监回忆录《清宫琐谈》则说光绪实则死于饥饿。据载,光绪本无大病,诸医开方皆以平和之剂为药,然而,太监们在光绪死前已得到光绪驾崩的消息。当时,在瀛台侍疾者共六名,其中二人饿死,剩下几人食不果腹,“因饿失血者又凡三人”。光绪死前,在床上召唤医生周某,他两眼瞪大,四次用手指口,周某知帝饿急,但实在是没有吃的,就连他本人也三天未进食了。后来,光绪便渐无声息了。不久,醇亲王入见,周报告说皇上已去世,醇亲王用镜子试皇上气息,确信其已死亡,于是匆匆而去。一会儿,皇后赶来探视,随后便把皇上驾崩的消息公之于世。   
    在这几种说法里,究竟哪种说法的可信度更高一些,让人难以取舍。光绪帝之死与同治帝之死一样,成为清宫内又一未解之谜。   
   
第一部分:帝王袁世凯猝死之谜    1916年(民国五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亿万民众的声讨中魂归西天。   
    在互相庆贺的同时,人们也不免产生疑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窃国大盗的猝死呢?有人认为他是病死的,有的认为他是被气死的,而在这两种说法中又衍生出多种猜测。   
    一种说法称袁世凯患尿毒症,摄护腺肿胀,在医疗方案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意见分歧,大儿子袁克定相信西医,主张动手术;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相持不下,贻误时机,终致不治。   
    与此相近之说,则有袁世凯患病后不肯服药而死之说。当年袁世凯在彰德修养时,有术士给他算命,称“袁不得过五十八岁”。袁“问有何禳解否?”曰此事甚难,非得龙袍加身不可,袁世凯听后没说什么,赐酒给术士,术士出门后就死了,大家都猜测是袁世凯害死了术士灭口,从此后,袁世凯便有了称帝之心。1915年称帝后却事事不顺,众叛亲离。称帝于是积忧成疾;昏迷之中,总看见术士来索命。有人服侍他吃药,他总是不吃,因为药汤很像当年他给术士喝的毒药,他周围亲近的你都知道原因,但都不敢和大家说,最后改用针炙治疗,但也没能保住他的性命。   
    “气死说”论者则认为袁世凯是因帝制失败,众叛亲离而气愤而死的。有人说:“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亡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心非木石,顾后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死之真相因也。”   
    对袁世凯本人来说,始终没有向后人交待他为何人所气而难以治愈。这个窃国大盗在咽气前,只是有气无力地说:“是他害了我!”但这句话所指的是谁,仍不清楚,其用意和含义更是令人费解,也给后世留下了千古之谜。   
   
第二部分:后宫夏桀王的爱妃喜是“间谍”吗    有施国是与夏朝同时期的一个小国,它的国内有一位叫喜的美女很有胆识,商国便是在其帮助下灭掉了夏,有人说她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间谍。   
    有施国在与入侵的夏朝作战时战败。作为战败国,有施国将国中最美的美人喜送给了夏桀。据明代钟惺的《夏商演义》中说,喜是山东蒙山国君施独的女儿,其父母想把她进献给夏桀来实施复仇计划。   
    美貌绝伦的喜,常常像男子一样佩剑戴冠,具有深不可测的多变性格。来到夏朝后,好色的夏桀很快就为其神魂颠倒,终日饮酒作乐。外间击鼓奏事甚多而桀却罢朝。诸臣免朝,国事尽托太师。他整天抱着喜对其言听计从,昏乱失道。但国力不强的有施国,尚无能力打败夏国。此时,强大起来的商国也派来一位名叫伊尹的间谍。伊尹是商国的一名厨师,商汤非常赏识他的有智有谋,因此派他去夏朝从事间谍活动。为了不让夏桀怀疑,汤施用了苦肉计,亲自追射伊尹,以示伊尹有罪逃亡。果然,夏桀非常信任伊尹。伊尹的真实意图被喜知道后,与他配合行动。喜主要从事破坏和离间活动,刺探夏的机密,调查中原地形;及时通风报信则是伊尹的任务。喜在取夏的时机成熟后,又让伊尹向商和各诸国传播谣言,说夏桀曾做了这样一个梦,梦见西方和东方都出现了一个太阳,两个太阳搏斗,东方的太阳战胜了西方的太阳。   
    东方的太阳代表的就是位于夏的东边的商朝。迷信的商朝人,认为这是上天的旨意,于是,大肆宣扬,最后率领诸侯消灭了夏朝。   
    在商灭亡夏朝的过程中,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她不但没有受到赏赐,反而连同夏桀一道被流放到南巢。可能是汤怕自己受不住过于妖艳的喜的诱惑而走夏桀的老路吧。   
   
第二部分:后宫汉武帝后宫巫蛊之乱新探    在中国古代史上,秦皇汉武被相提并论。汉武帝一生大有作为,但在他在位时又上演了一幕幕巫蛊闹剧,致使皇后、太子、丞相和无数大臣都成为巫蛊的牺牲品,史称“巫蛊之乱”,它成为汉武帝一生洗不清的污点。   
    公孙贺是当时汉朝丞相。为了替儿子赎罪,他答应为汉武帝捉拿阳陵大盗朱安世。朱安世被捉后,为了报复,向汉武帝写了一封揭发公孙贺的信,朱安世在信中写出了公孙贺的种种罪行,甚至说公孙贺密谋要取代皇上;在皇上经常出入的甘泉宫路下埋下木偶,巫蛊皇上。很快,这封信便转到武帝刘彻手中。   
    本性猜忌多疑的刘彻看了这封信,雷霆震怒之下下令火速查究,查究的大事自然由江充负责。江充派手下罗织罪名,趁机把公孙贺的人马一网打尽。公孙贺与敬声一同被捕入狱,严刑拷打,蔓引牵连,使得很多人无端获罪。最终,公孙贺父子惨死狱中。江充还不过瘾,还要灭公孙贺全家,甚至皇后的姐姐卫君儒也未能幸免。   
    这一巫蛊案使武帝更加疑神疑鬼,总怀疑有人用巫蛊术来暗害他。因此,这种迷信猜忌之心又被江充利用了。江充除去了公孙贺后,把矛头指向别的手握重权的皇亲国戚。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也都受到牵连,并全部被杀。江充非常得意,又把仇恨的利剑指向曾得罪过自己的太子刘据。   
    一天,武帝神思恍惚,隐隐约约看到几千个木人,手拿着兵器,凶神恶煞般向他袭来。他惊醒后,觉得浑身酸软,毫无力气,锐气精力荡然无存。此后的刘彻,精气散逸,身体一天不及一天。武帝认为此乃巫蛊所致,命江充从速查实。   
    江充和心腹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率领大量爪牙进入后宫,对每一个宫都掘地三尺,搜查木偶,甚至武帝御座下的地面也被挖掘了。太子东宫和皇后中宫,也要挖地三尺。   
    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恼怒万分,但有圣旨在,太子、皇后也只能听之任之。江充分部挖完之后,奏报刘彻,声称在东宫和中宫挖出的木偶为数最多,并且每个木偶身上都写了许多咒语,诅咒武帝,言辞不堪入目。武帝刘彻龙颜大怒,可仔细想想又不至于此,便召太子入宫,想要问个究竟。   
    太子得知自己被江充诬告,非常恐惧。刘据清楚武帝偏信江充,打算出城面见父皇,解释清楚。他又有些畏惧,惟恐刘彻不问是非曲直,就置自己于死地。   
    刘据真的无计可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采用了少傅石德的计策,派人佯称天子使者,收捕江充,一举把江充及其死党杀死。   
    江充被杀死后的当天夜里,太子派心腹假称天子使者,进入皇后居住的未央宫,告知皇后大祸临头,情况危急万分。刘据调用皇后御厩车马、射士,私自派人打开长乐宫中贮备武器的仓库,紧急调用长乐宫卫士,大肆搜捕江充党羽。京师长安乌烟瘴气,宫中血雨腥风,一时天下大乱。   
    太子刘据最终战败,带着残兵败将逃出京城长安。丞相刘屈耗率军占领京师后,把这次叛乱的主谋全部缉拿,众多的太子宾客和太子少傅石德以及太子家小全部被杀。皇后卫子夫感到脱不了干系,也自杀身亡。   
    不久太子的行踪被发现,太子被迫自缢而死。   
    太子刘据全家死亡殆尽,但武帝想不通,依然派人调查此事。一年后,此事才真相大白。太子真的是无辜,皇后也是冤死,这纯粹是由佞臣江充策划的一场宫廷巫蛊冤案。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期的这些巫蛊案使两位太后被杀,两位丞相被腰斩,太子刘据和两位公主、皇孙罹难,加牵连的人前后超过10万人,晚年时汉武帝已感到巫蛊术的危害,了解到太子被巫蛊所害,遂诛灭江充家族,继而筑“思子台”,并在太子蒙难处筑“归来望思台”。武帝在思子台上老泪纵横,品尝自己一手酿成的苦果。   
   
第二部分:后宫北朝众帝后出家之谜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很难将高高在上、享受荣华富贵的帝后与孤独寂寞、陪伴青灯古佛的尼姑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封建王朝中,却有多位早年出自尼庵或是晚年遁入空门的尊贵帝后。而且在北朝的中后期,大概100多年之中,仅历魏、齐、周11帝,竟然有17位帝后出宫为尼,实在是世所罕见。这成为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那么,何以造成这种现象呢?   
    有人从我国的佛教传说来分析,用帝后佞佛来解释它,认为这是媚佛、迷信佛的结果。   
    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我国,先始于洛阳。汉末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传播,西晋十六朝时期得以迅速的传播和发展,在北魏时达到鼎盛。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由于门阀世族的推崇,进一步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扶植和推广,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再加上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之说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因而南北朝历代的统治者,包括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都信奉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北朝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的梁武帝更是一个信奉佛教的虔诚教徒,他曾把佛教定为国教,前后4次出家为僧,迫使朝廷和众大臣出巨资为他赎身。北朝也是如此,以北魏来看,各位帝王都崇尚佛法。根据史书的记载,北魏时的15位皇帝(连同西魏),都倡导佛法并且大兴译经、造寺及刻像之事。文明皇太后冯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都在长安出家为尼。在当时,洛阳城里的西域僧人有3000人之多。宣武帝下令建造的永明寺有一时期曾居住外国沙门达3000余人。当时的文人学士,也大多崇尚佛法,这就致使寺庙僧人的发展极为迅速。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对佛教的盲目信奉,才导致了北朝时17位帝后出宫为尼。   
    然而,另外一些人从北朝17位帝后为尼的背景出发,仔细加以比较,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认为佞佛并不是帝后出家的真正原因,以为这些帝后出家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一是健康的缘故,寺庵的环境有利于染病在身的帝后的康复;其次是有的帝后在争宠的角逐中,由于失宠而被逐出宫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易代而沦为牺牲品的,对这些失败的帝后来说,入尼庵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去处;第四类是幼主嗣位后两宫争权的失败者;最后则是入寺寻求政治避难的。   
    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当时寺院经济的特殊地位来探讨分析这么多帝后出宫为尼的根本原因。北朝中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扶持,寺院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僧尼的人数骤增。佛寺已经遍及全国各地,这其中的不少佛寺是由统治者出资修建的。这些皇帝修建的寺庵,大都富丽堂皇,以收容帝后为尼最多的瑶光寺为例,此寺还有大量的宫女供帝后妃役使。这些寺院都占有相当多的土地和大量的劳动力,渐渐形成了独立的寺院经济和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财富,不经营生产,通过出租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剥削广大的劳动人民,聚集了大量的财富。范缜在《神灭论》中说:人倾尽家财去拜佛求僧,然而那些粮食却被无所事事的众僧吃掉了。大量钱财都流进了寺院,社会上到处都是坏人,但却没有人去制止,人们还都在称颂“阿弥陀佛”。因此可以看出,这些寺院其实是供帝后享乐的另一处别宫,在实际的物质生活上与宫中并无差别。因此,这些人认为,在当时,寺院的特殊地位才是帝后出宫为尼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不论这些帝后出宫为尼的真正原因如何,都只是让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徒增几声感叹而已。   
   
第二部分:后宫武则天后宫面首知多少    武则天(公元624~705年),自取名,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身世并不显耀。公元689年(唐永昌元年十一月),武则天下诏改用周历,改诏为制。公元690年(武周天授元年九月九日),武则天登基,改国号为周,改年号为天授,自称圣神皇帝。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女皇帝。人们说到皇帝,常常会首先想到“三宫六院”、“佳丽三千”。那么作为女皇帝是否也需要“三宫六院”、“俊男三千”呢?据资料记载,武则天称皇帝后,后宫养了很多面首,面首就是供武则天享乐用的漂亮男人。其中武则天较为宠幸的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沈南谬、薛怀义等。但风流的武皇一旦有了性自由以后,她是不可能只拥有几位面首就满足的。她开始大胆放纵自己,嗜欲无度,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搜罗面首,那么武则天究竟有多少面首呢?   
    史书称武则天有面首三千,可与男性皇帝匹敌。但这种说法的传说成分较多,不可轻信。不过,我们可以从武则天通过种种手段来搜罗面首的有关记载中来推断武则天究竟拥有多少面首。   
    武则天面首的来源有很多渠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平公主所献。常言道:“饱暖思淫欲。”平民百姓尚且如此,何况有帝王之尊且永不服输的武后呢?她认为历代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难道女人就应该从一而终吗?长长黑夜,孤寂一人,这哪里像个女皇呢?于是她为自己平反,广选“妃嫔”,当然这些“妃嫔”都是一些高大英俊的男人。武氏大权在握,至高无上,文武百宫无一敢抗命。一些朝廷大臣为讨好女皇,自荐为武氏广择“美男”,如挑选美女一样,挑选貌美体健的男子,结果被选入宫中的,个个貌比潘安。然而选嫔妃有姿色就够了,但作为面首,光有英俊的外表是不够的。武后虽年过花甲,但养生有道,再加脂粉钗环,真是姿色不减当年,但人的生理变化是不能够改变的。绣帏之间,武后不能够随心所欲,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可怜那班徒有其表的俊男儿,进宫不出三五天就被侍卫捆了手脚,扔在御苑中的万生池中,喂了蛇蝎。作为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独具慧眼,一眼看穿母后的苦楚,于是亲自出马,以身试验,终于物色到难得的“宝物”,送于母后,真是雪中送炭,大解武后之饥渴,真是知母莫若女。张易之、张昌宗、沈南谬、僧惠范这些以“阳道壮伟”而受武则天宠爱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经过太平公主亲自体验、细心挑选的。唐朝享乐事件中,母女共用一男,大家共享,也成为时尚。还有就是那些自我感觉很好的男子向女皇“毛遂自荐”。据《旧唐书》载,柳良宾是由自己的父亲推荐的,同时被荐的有侯祥云,“子良宾洁自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吏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奉宸内供奉”。除了自己的女儿推荐、官僚推荐、男宠自荐,武则天还经常密派宫廷内的官员到民间秘密搜罗。据说当时宫中女才人上官婉儿就曾接受过这样的任务。上官婉儿出发前,武则天还就如何挑选男子向她面授机宜:男子鼻子大、隆直,必阳道壮伟。经过这众多途径,武则天的后宫自然“面首三千”了,为了对这些面首加以管理,公元698年,则天女皇成立了控鹤监。控鹤监是则天朝所独设的一种机构,它的设立,大概是与则天女皇的崇道思想有关。公元699年初月,则天女皇又设控鹤监丞、主祭官;到了公元700年初,则天女皇又将控鹤监改为奉震府,由张易之、昌宗二兄弟管理,俨然与过去“三宫六院”无异,张氏兄弟就像是东西宫的“皇后”、“贵妃”。   
    由上可见,说武则天“面首三千”虽无实据,但她的面首肯定很多是不会错的。   
   
第二部分:后宫上官婉儿为何不记武则天灭族之仇    上官婉儿是一代才女。在唐高宗时,上官婉儿一家被武则天抄没,然而上官婉儿一心服侍武则天,她为何就不记武则天的灭族之恨呢?   
    据说婉儿尚在母腹中时,其母梦中见大秤一杆,于是请教相士,相士掐指一算,惊呼:“此子日后当称量天下。”待到婉儿出生,竟是一个女孩,大家都很失望,说相术骗人,无非为钱财而已,也就不再在意。等到婉儿祖父上官仪被武后杀害后,童年的婉儿与母亲郑氏被没入宫中为奴,本以为会暗无天日,可是等婉儿长成,她的才华开始在宫中显露出来。她博古通今,诗词文章犹为出色,甚至书法、数术、弈棋等无所不精。她的才名很快传到了武后的耳中并召见了她。当场面试时,小婉儿聪明伶俐,从容不迫,一挥而就,写了一首七言诗,其文辞精美,比起朝廷大臣们的腐儒酸调,可谓天上人间。尽管诗的字里行间不时透出对武则天的愤恨之情,可武则天并不计较,并感叹道:“此女才智非凡,赛过须眉!”随后,她命上官婉儿离开掖庭,到她身边来当秘书。上官婉儿接到诏命,心里非常复杂,这个权力至上的女人,曾是杀死自己家人的仇人,害得自己和母亲沦落为奴,现在,她又要将自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委以重任,而且是随侍身边的贴身秘书,憎恨、感激、恐惧各种滋味涌上心头,烦恼无比。但是一个月以后,她就成了武后最信任的贴身女官。武后讨厌批阅表奏,起草诏命,便把这些事都给婉儿处理,由此也正应了“称量天下”的预言。朝廷大臣们也竞相奔走其门下。从此,上官婉儿对武则天由仇视慢慢转为拥护。到中宗李显即位,上官婉儿更是大被信任,中宗被婉儿的才貌所迷,便将婉儿召幸,册封为婕妤,封其母郑氏为讳国夫人。   
    但此时婉儿并不高兴。因嫌中宗懦弱无能,在武后晚年时,她开始与武三思私通,并在诏命封旨上推举武氏,抑制唐中宗。此时的上官婉儿已变得心机重重,她为了讨好皇后韦氏,将武三思让给了韦氏。   
    景云元年,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立中宗年仅16岁的幼子李重茂为帝,韦后称太后,临朝听政,并派上官婉儿商请太平公主,想得到她的帮助。此事未果以后,韦后自当朝政,后来还想杀少帝李重茂和相王李旦,此事被相王第三子李隆基得知,他与太平公主合谋,联络羽林军冲入皇宫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李隆基后来诛其逆党时,上官婉儿受此牵连被杀了。“称量天下”的一代才女从此香消玉殒。   
   
第二部分:后宫杨贵妃未被立为皇后之谜    杨贵妃,名玉环,号太真,弘农华阳(今陕西华阳东)人。杨玉环出于世代官宦之家,从小没有衣食柴米之虞,可以无忧无虑地抚琴吟唱,尽情歌舞,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杨玉环天生丽质,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深得唐玄宗李隆基的宠爱。为博得她的欢心,唐玄宗对其要求千方百计地加以满足,不仅让她享尽荣华,连她的家人也都地位显赫,真可谓“一人得道,仙及鸡犬”。   
    但是为什么如此宠爱她的唐玄宗,只封她为贵妃,而不册封她为皇后呢?这一点比较奇怪,而且皇后的位子已虚悬多年了。而杨贵妃又为什么不恃宠向唐玄宗提出册立皇后的要求呢?   
    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唐玄宗看中的是自己儿子寿王瑁的妃子,唐玄宗为得到她,先让她做了一段时间的女道士,但毕竟是公公娶媳妇。在重视礼制的封建社会,这种败坏伦常的妇女哪有资格做“母仪天下”的皇后呢?唐玄宗不能封,杨也不好提。因而直到死,杨贵妃也未被立为皇后。   
    但也有学者持异议,认为这是宋朝以后的看法,思想较开放的唐朝并没有这种伦常观念,它的婚姻关系也比较自由随便。唐高宗李治便以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武则天为皇后,他这是“儿子娶后娘”。儿子能娶后娘,公公当然也可以娶儿媳妇了。所以以上说法是不成立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唐玄宗之所以不封杨贵妃为皇后,是从寿王身上考虑的。杨贵妃被夺走,给寿王留下了感情上的创伤,同时也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再加上杨贵妃长期没有生子,皇后的位子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一旦发生重大变动,很可能引发宫廷政变,因而,考虑到多种因素,唐玄宗在过完61岁大寿的时候,就将册立杨玉环的诏书公布天下,立其为妃,而不是册立其为皇后。   
    尽管杨贵妃未被立为皇后,但宫中称她为“娘子”,礼仪与皇后相同。以其当时的地位来看,实际就是六宫之主,对于“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妃来说,恐怕立不立皇后都是一样的。   
   
第二部分:后宫杨贵妃真的被缢死了吗    杨贵妃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绝代佳人。她那传奇的一生曾触发无数骚客文人的才情,为之吟诗作赋。然而,这位国色天香的美女究竟归宿如何呢?史书记载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洛阳沦陷,潼关失守,盛唐天子唐玄宗狼狈地与众臣逃跑,其爱妾杨贵妃死于马嵬驿。可是,文人赋咏与史家记述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因此杨贵妃的最后归宿,至今还留下许多疑问。   
    一种观点认为,杨玉环或许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以“后患仍存”为由,强烈要求赐杨玉环一死,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后只得下令。杨贵妃“遂缢死于佛室”。   
    也有人认为,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这可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看出。杜牧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的“返魂无验青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很多诗句,都认为杨贵妃被乱军杀死于马嵬驿,而不是被强迫上吊而死。   
    一些人称,杨贵妃之死存在其他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实际上是吞金而死。这种说法只出现在刘禹锡所作的《马嵬行》一诗。刘禹锡诗中有段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此诗来看,杨玉环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新奇,因而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出质疑。陈氏怀疑刘禹锡听作《马嵬行》一诗,是流于“里中儿”,所以会有很多说法。可是,陈氏也没有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所以“里中儿”才一传十,十传百。   
    还有一种说法是,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驿,只是被贬为庶人,并被下放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本人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蕴含着另一种意思。假设以“长恨”为篇名,写到马嵬就不写了,何苦还要在后面假设个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从而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军中正乱,贵妃不明去向,只有金银散落一地。诗中详细说明了唐玄宗“救不得”之因,因此正史所载的赐贵妃一死,当然绝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了起来。白居易《长恨歌》说玄宗回长安后要为杨贵妃重造陵墓,结果是“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了贵妃也许是被人救出。令人深思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恐怕后人不明其故,所以重点突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知”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是暗示杨贵妃没有在马嵬驿死去。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最后逃亡到日本。1984年出版的《文化译丛》第五期,张廉译自日本《中国传来的故事》一文说,当时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为贵妃美色所吸引,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经海上漂泊,辗转来到日本久谷町久,最终在日本安度晚年。   
    但其生死情况究竟如何,至今仍令人难解。   
   
第二部分:后宫明代“壬寅宫变”之谜    自古以来,防备森严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皇宫。皇帝为防人行刺,日日夜夜命人巡逻守卫。明朝也不例外。   
    明朝皇帝的寝宫是紫禁城内的乾清宫。除了皇帝和皇后,其余人都不可以在此居住,妃嫔们也只是按次序进御,除非皇帝允许久住,否则当夜就要离开。   
    嘉靖年间的乾清宫,暖阁设在后面,共9间。每间分上下两层,各有楼梯相通。每间设床3张,或在上,或在下,共有27个床位,皇上可以从中任选一张居住。因而,皇上睡在哪里,谁也不能知道。这种设置使皇上的安全大大加强了。然而,谁又能防备那些守在他身边的宫女呢?   
    就是这群宫女,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历史上的“壬寅宫变”。“壬寅宫变”发生在嘉靖壬寅年(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当时史料曾有如下记载: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十几个宫女决定趁朱厚熟睡时把他勒死。先是杨玉香把一条粗绳递给苏川药,这条粗绳是用从仪仗上取下来的丝花绳搓成的,川药又将拴绳套递给杨金英。邢翠莲把黄绫抹布递给姚淑皋,姚淑皋蒙住朱厚的脸,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邢翠莲按住他的前胸,王槐香按住他的上身,苏川药和关梅秀分把左右手。刘妙莲、陈菊花分别按着两腿。待杨金英拴上绳套,姚淑皋和关梅秀两人便用力去拉绳套。眼看她们就要得手,绳套却被杨金英拴成了死结,最终才没有将这位万岁爷送上绝路。宫女张金莲见势不好,连忙跑出去报告方皇后。前来解救的方皇后也被姚淑皋打了一拳。王秀兰叫陈菊花吹灭灯,后来又被总牌陈芙蓉点上了,徐秋花、郑金香又把灯扑灭。这时管事的被陈芙蓉叫来了,这些宫女才被捉住。朱厚虽没有被勒断气,但由于惊吓过度,一直昏迷着,好久才醒来。   
    事后,司礼监对她们进行了多次的严刑拷打,对她们逼供,但供招均与杨金英相同。最终司礼监得出:“杨金英等同谋弑逆。张金莲、徐秋花等将灯扑灭,都参与其中,一并处罚。”   
    从司礼监的题本中可知,朱厚后来下了道圣旨:“这群逆婢,并曹氏、王氏合谋弑于卧所,凶恶悖乱,罪及当死,你们既已打问明白,不分首从,都依律凌迟处死。其族属,如参与其中,逐一查出,着锦衣卫拿送法司,依律处决,没收其财产,收入国库。陈芙蓉虽系逆婢,阻拦免究。钦此钦遵。”邢部等衙门领了皇命,就赶紧去执行了。有个回奏,记录了后来的回执情况:“臣等奉了圣旨,随即会同锦衣卫掌卫事、左都督陈寅等,捆绑案犯赴市曹,依律将其一一凌迟处死,尸枭首示众,并将黄花绳黄绫抹布封收官库。然后继续捉拿各犯亲属,到时均依法处决。”圣旨中提到了曹氏、王氏,曹氏、王氏是谁呢?据人考证,她们是宁嫔王氏和端妃曹氏,因此,有人根据这道圣旨得出结论,是曹氏、王氏指使发动了这场宫廷政变。   
    司礼监题本中记录了杨金英的口供:“本月十九日的东梢间里有王、曹侍长(可能指宁嫔王氏、端妃曹氏),在点灯时分商说:‘咱们快下手吧,否则就死在手里了(手字前可能漏一个‘他’字,指朱厚,或有意避讳)。’”有些人便以这一记载作为主谋是曹氏、王氏的证据。   
    然而有人则不以为然,认为如果主谋是曹氏和王氏,那么史料上应该记载宁嫔王氏和端妃曹氏的情况,而在以上所述的行刑过程当中,却从未见到过对曹氏和王氏的处置的描述,因此主谋是谁尚不能断定。   
    “深闺燕闲,不过衔昭阳日影之怨”,是明末历史家谈迁对此案的看法,但事实究竟如何,无人知晓,因此成为又一桩宫闱之谜。   
   
第二部分:后宫究竟是谁制造了“梃击之案”    明朝万历末期至天启初年,发生了轰动朝野的三大案,分别为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这些案子都与皇帝后宫有关。万历帝于10岁时即位,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去世,在位49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在位时,“梃击之案”首先发生。   
    万历帝非常宠爱郑贵妃,也十分宠爱郑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这本来都是小事,但皇帝的偏爱却逐渐发展成为令朝廷上下不安的大问题,即所谓的“国本”之争。因为按照传统,册立太子应遵循立长或立嫡的原则,而郑贵妃之子不是长子,按道理是不能被立为太子的。   
    神宗没有嫡子,而恭妃王氏所生长子朱常洛又一直受冷遇。万历皇帝一直拖延着,迟迟不册立太子,他还表示要把三个儿子同日封王,以示自己同等视之。由于大臣们的一再催促,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月,神宗才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则被封为福王。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发生了梃击案,梃击的目标直指太子。   
    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日,有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即木梃),不由分说地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击伤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被打中的人的呼喝声、号救声,连成一片。多亏内官(宫中小臣)朝本用反应比较快,眼疾手快地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这时的东宫警备不严,内廷的太监们往往托病离去,侍卫人员也只有几个,所以就发生了张差梃击事件,也就是“梃击之案”。   
    张差被捆缚到东华门守卫处,收禁起来。次日,皇太子据实报给神宗,神宗命法司(掌司法刑狱的官衙门)提审问罪。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按律当场审讯。可是,张差没说上几句话,就开始颠三倒四,像一个疯子。御史再三诱供,可张差总是胡言乱语,什么吃斋,什么讨封,问答了数小时,也没有将实情供出,惹得审判官不耐烦,只好退堂,把他交给了刑部定论。交到刑部后,由郎中胡士相等人重新提审,结果也是同前审一样,毫无结果。刑部主事王之认为其中必有隐情,说张差肯定不疯不狂,而是有心计有胆量。最后张差扛不住了,供认自己是红封教的成员。在当时,秘密结社盛行。红封教是北京附近地区白莲教的一支,马三道、李守才为教主,都住在蓟州地方的井儿峪。张差招供说自己是受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的指使而打入慈庆宫的,事成之后,他们答应给张差30亩地。参与此事的还有张差的姐夫孔道。消息传开后,朝野内外开始议论纷纷,都怀疑郑贵妃想要谋杀太子,以便扶立福王。   
    事情发生后,太子和郑贵妃先后赶来见明神宗。太子常洛气愤地说:“张差做的事,一定有人主使!”郑贵妃光着脚走来,对天发誓,然后撒起泼来,嘴里唠叨着说:“奴家若做此事,全家甘受千刀万剐!”神宗看到双方如此对立,拍案而起,指着贵妃说:“群情激怒,朕也不便解脱,你自去求太子吧!”朱常洛看到父亲生气,又听出话中有音,只得将态度缓和,并说:“这件事只要张差一人承担便可结案,请速令法律部门办理,不能再株连其他人。”神宗听后,顿时眉开眼笑,频频点头,说道:“还是太子说的对”。于是,一场家务案,就这样在明神宗的导演下降下了帷幕。   
    后人重新研究此案时,都认为是郑贵妃主使了此事。近来却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在郑贵妃与太子双方已经明确对立的情况下,郑贵妃不可能鲁莽地做出这种事来。这样会让大家明显地把矛头指向自己,而如果郑贵妃真想谋害太子的话,不会仅仅派一人持棍去闯防备森严的太子宫殿,因而得出的结论是:太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自编自演了一出“苦肉计”,以便让人们将怀疑的视线投向郑贵妃,以便彻底将其铲除。只是因为皇帝的干预,太子才没有得逞。当然,这种说法也只是一家之言,因为也无确凿的证据。   
   
第二部分:后宫孝庄太后为何下嫁夫弟多尔衮    1644年,皇太极驾崩。一场激烈的皇位之争展开了。有实力的竞争者有三个人: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和第九子福临。其中豪格和多尔衮都是拥有实力的亲王,得到八旗部队中半数的支持。这时福临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看中了两红旗旗主礼亲王代善的辈份和威望具有能够左右大局的力量,便紧紧拉住代善,使两红旗长支持福临。然后又将镶蓝旗拉至麾下。最后,使多尔衮改变初衷,拥戴福临。幼主福临即位后,多尔衮把持国柄,成为摄政王。   
    《清朝野史大观》这样记载:多尔衮还以顺治的名义向天下颁布诏书:皇叔摄政王现在是单身,他的身份、地位和相貌,皆为国中第一人,太后非常愿意放弃自己的地位嫁给他。因此“太后下嫁”之说自明末清初即已流传,清末排满时重又复炽。   
    至于太后下嫁皇叔多尔衮,一直以来,史学界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根本就不承认此事;有的说这件事是千真万确,也是符合满族传统的。满族入关前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过渡,但还保留着兄死则妻其嫂等遗俗,而且博尔济吉特氏既然要为自己的亲生儿子谋皇位,扩大政治势力是其必由之路,因此用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还是符合情理的。至于下嫁时的规模怎么样,有没有向天下颁发诏书,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一些颇具历史价值的史书确切地记载了这件事。清蒋良骐在《东华录》中记载说,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来到皇宫内院”。假如太后没有嫁给他,假如他没有以皇父的身份对待顺治帝,那么,他经常出入内院,恐怕是皇室宗亲所不能答应的。而且,多尔衮死后,朝廷破格追封他为诚敬义皇帝。   
    朝鲜《李朝实录》对此事也有记载。书中说,顺治六年二月,清廷曾派使臣到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李从见国书中将多尔衮称为皇父摄政王,便问道:“贵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的称法,这是什么意思?”使臣回答:“去掉‘叔’字,是朝中可喜可贺的事啊。他和皇帝就成了一家人。”   
    《清圣祖实录》记载说,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孝庄文皇后得了重病,即将死去时,孝庄文皇后对康熙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放在那里已很长时间了,不可因为我而去打扰太宗皇帝的安息。我迷恋你父皇、皇父及你,不忍远去,所以在附近选一块地安葬了就行了。这样,我也没什么可以遗憾的了。”满清讲究帝后合葬,显然,孝庄文皇后是觉得下嫁皇叔多尔衮,愧对太宗,于是就借口说不愿葬得太远,单独就近安葬。孝庄文皇后的要求不合情理,但作为孙子的康熙是亲耳听到孝庄文皇后的遗言的,当然得遵守,于是他把孝庄的灵柩停放在东陵。到了雍正继承皇位时,才将灵柩葬入东陵地宫。   
    南明弘光政权的兵部尚书张煌言在《建州宫词》中也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实:“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这事在当时很可能是尽人皆知的,否则,张煌言也不会这样撰写。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着一部《皇父摄政起居注》,注后有刘文兴写的跋。跋称:清宣统初年,内阁库坦妃,家君刘启瑞当时是阁读,奉命检阅库藏,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于是,这件事便在整个朝野传开了。   
    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明清史大师孟森著《太后下嫁考实》,力辩此事全无。也有学者认为张煌言诗,不能作为太后下嫁确证。其诗系远道之传闻,故国之口语,诗非信史,不足为凭。而蒋氏《东华录》所记“皇父”,是清君主对某个臣下的尊称,或是清世祖封多尔衮为“皇叔父”后以其定鼎功勋显著,无可进爵,乃以“皇父”为封。“皇父”之于皇帝仍为臣下。而满族旧俗有直呼尊者为父之例,多尔衮前封“皇叔父摄政王”,满文直译为“汗(君)的叔父父王”,因此这并不表明多尔衮为福临的皇父。   
    综上所述,“下嫁”是否确有其事,目前难以作出定论,只待新的材料发现和新的研究工作展开,才能解开个中之谜。   
   
第二部分:后宫董鄂妃身世之谜    清初皇帝顺治是历史上有名的多情种子,他爱美人不爱江山,在自己钟爱的妃子去世后,开始万念俱灰。据民间传说,顺治因董鄂妃去世心灰意冷,遁入空门。而董鄂妃究竟是何人呢?是顺治以一般途径纳入宫中的妃子,还是另有来历?   
    据汤若望回忆录记载,顺治皇帝狂热地爱上了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并在这位军人斥责他夫人时,打了此军人一个耳光,于是这位军人因愤致死,或自杀而死。皇帝于是把这位军人的夫人收入宫中,并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产下一子,皇帝本预备立他为将来的皇太子。但是这位皇子竟于数星期之后死去,其母不久亦去逝。这与《御制董妃行状》中说董妃“后于酉冬生荣亲王,未几王薨”的记载相合。于是有人推测董鄂妃实为这位军人之妻。   
    不过,谁是那个军人,为什么他的夫人在宫禁中竟能自由出入,实是耐人寻味。从其夫人与皇帝的亲近情形看,必为近臣。有人于是开始猜测上述军人即是顺治之弟太宗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即襄亲王。此人卒于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七月初三日,终年16岁。董鄂妃于同年八月间在其18岁时即被册封为贤妃,从时间上推测,正好27天的服制刚满。   
    对董鄂妃进宫时情形,当时诸种史书均没有作过详细的记载,仅仅有顺治在挽词中说她在18岁时,以其德优而被选入宫中。可是选秀制度规定,超过17岁的女子就没有权利参加选秀了。董鄂氏若18岁时才去应选,别说“以德选入掖庭”,就是和众“合例女子”竞争而进宫做侍女的可能性都很小。那时选秀的合适年龄一般在13岁至16岁之间,若把初选、复选、择配、成婚和与襄亲王一起过日子的时间等因素考虑在内,董鄂妃参加选秀的年龄应在15岁左右,也就是顺治十年前后。董鄂氏进宫后没多长时间,顺治便将其赐为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   
    清初有各宗室及亲郡王命妇轮番入侍后妃制度,作为襄亲王妻子的董鄂氏,当然有进宫的姿格。长时间周旋于内宫,这样自然而然就有机会与皇帝交往。顺治十一年四月,孝庄太后觉察到儿子与弟媳之间有不正当的勾结,赶忙命令停止命妇入侍后妃之例,说以前根本没有此定制,应“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这似乎就是针对顺治与董鄂氏的不正当关系而言。   
    襄亲王与顺治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而董鄂氏却是襄亲王的妻子。顺治这种强占弟媳的可恶行为当然不但有辱国体、宗门和家法,更严重的是恶化了满蒙贵族的政治关系,因此孝庄太后当然要竭力反对。首先,她废弃了亲王郡王命妇入侍后妃的旧例,以便不让儿子和董鄂氏继续来往,接着册立孔四贞为东宫,想使顺治转而宠幸孔四贞,可是她所做的一切均没有效果。顺治为了得到弟媳,逼死胞弟,夺占弟媳。对于顺治的种种行为,孝庄太后在无可忍耐时终于亮出“杀手锏”,将董鄂妃除去,也因此导致了顺治出家的闹剧。   
    以上说法只是一些人的推测而已,在民间,关于董鄂妃的来历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董鄂妃即为明清之际江南名妓董小宛。   
    董小宛姓董名白,字青莲,又字小宛,她在19岁时嫁给了当时有名的才子冒襄,冒襄的《影梅庵忆语》记载了董小宛的生平,《忆语》中追述她的生平时不吝笔墨,但对小宛生病及丧葬等事却语焉不详。冒襄写道“到底不谐,今日验兑。”似乎董小宛不是病死,病死应作悼亡之辞,而不至于生出“不谐”之叹。于是有人推测说冒襄以小宛被掳之日作为祭辰,托言小宛已死,实则被掳入宫,赐姓董鄂,晋封贵妃了。   
    到底董鄂妃是顺治弟媳,还是民间传说之董小宛,尚无人作出肯定的结论,董鄂妃的来历与顺治是否出家一样,成为千古之谜。   
   
第二部分:后宫香妃是否实有其人    有关香妃的传奇故事,经过多年的讲述以及世人的发挥,渐渐地完整了,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就在香妃传说被传得沸沸扬扬时,著名的史学专家孟森教授于1937年经过考查,得出香妃就是乾隆皇帝的容妃的结论。但因为出示的证据不够充分,与传说中的香妃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人们对此事也是半信半疑。直到1979年10月,遵化清东陵文物保管所人员偶然来到了容妃的地宫。其中出土一批残碎物品,考证这批物品,并和传世的史料相对照,可以证实孟森教授所说的“香妃就是容妃”的结论是正确的。   
    然而,现实中的香妃是怎样的呢?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九月十五日,容妃出生于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教祖玛木特素甫的后裔家里,世代居住在叶尔羌,其族称和卓,因此称为和卓氏。由于对容妃童年、少年时代没有详细的记载,因此关于她在这一阶段的情况世人并不了解。史书记载,和卓家族经受了种种灾难。她的父亲阿里和卓曾带着家人在伊犁流浪,为准噶尔汗开垦荒地、放牧。容妃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她的家族正处于苦难之中,她就在别人的屋檐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就在容妃16岁那年,准噶尔部落爆发了争夺汗位的内讧。乾隆帝派部队到准噶尔,把准部内讧问题解决之后,南疆由于失去教主统领,内部即将爆发战争。乾隆帝决定用宗教维持民心,让和卓家庭继承教主地位,这样情况才算有所缓和。容妃一家虽然还是住在伊犁,但与霍集占共同管理穆斯林,地位提高了。这一年容妃21岁。她与霍集占事实上是远亲也就是堂兄妹,并不是传说中的香妃与霍集占是夫妻。   
    和卓家族重建家园后,霍集占煽动他的哥哥博罗尼都背叛清廷。兄弟俩称大、小和卓,传檄南疆各城主,发起了所谓“圣战”。一时间,南疆硝烟滚滚,大有席卷中原之势。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35年),弘历下令伊犁将军兆惠率兵抵达南疆。由于急于攻城而冒险前进,差一点就全军覆没,多亏容妃叔父额色伊、哥哥图尔都包抄霍集占后路,兆惠才得以逃脱。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36年)八月,平定了南疆叛乱,战报报到京师,弘历非常高兴,让有功人员进京觐见。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37年)二月初,容妃和她的六叔帕尔萨、侄子巴巴和卓最后一批来到京城,同叔叔、哥哥在新建的回子营中共同生活。按理说,乾隆帝也会召见有功于清室的和卓家族的最后一批客人。不晓得是因为容妃长得太迷人了,还是因为有政治目的,总之,乾隆帝见过容妃后就决定将她接入宫中。攀上皇亲,对和卓家族自然是一件大大的喜事。   
    二月初四这一天,容妃穿着回部服装,跨进了庄严神秘的紫禁城内宫。乾隆帝破格封她为和贵人,她成了乾隆帝一生中惟一一位回部妻子。这年,容妃27岁,乾隆帝正好进入“知天命”之年。   
    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十月开始,史书上又有了有关容妃的事迹。不过非常令人遗憾,这些记载并不是容妃身体健康、安然无恙之类的记述,而是说她重病在身。乾隆五十三年,容妃病逝。死后,以妃礼入葬。她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因而在棺木上特地刻上了《古兰经》的经文。   
    清朝皇帝的妃嫔本来是满、蒙、汉族都有。弘历有后妃36人,只有一名回妃。《中国野史大观》上记载香妃在宫中身藏匕首,最后遭到太后赐死,与史料不符。容妃死后葬在遵化清东陵的妃子寝园,也是确凿无疑的。传奇性的故事并不能真正代替历史,那么关于香妃的传说是什么人编造的呢?编造这一传奇故事的用意何在?这仍然是未解开的谜。   
   
第二部分:后宫东太后慈安死因之谜    在清朝的历史上,作为两宫皇太后之一的东太后慈安是与西太后慈禧一样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公元1881年4月8日),一向健康无病的东太后慈安在12小时内竟突然发病及暴卒,实在出人意料。从此,慈安之死成为清宫的一件疑案。   
    东太后慈安,姓钮祜禄,谥孝贞显皇后,为满洲镶黄旗人,于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公元1837年8月12日)出生,其父穆扬阿,曾任广西右江道。咸丰为皇子时,钮祜禄氏就已经是他的侧福晋。由于他的嫡福晋(萨克达氏,后上尊号孝德显皇后)于咸丰即位前已经去世,钮祜禄氏遂于咸丰二年二月(公元1852年3月)被封为贞嫔,五月晋贞贵妃,十月又册立为皇后。1861年11月咸丰帝死后,她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上尊号慈安,与慈禧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众人称她为“东太后”或“老佛爷”,与西太后慈禧相对应。   
    慈安与慈禧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是位德高望重的好皇后,因此众人痛惜其暴崩,并对其死产生了怀疑。东太后当时45岁,小西太后慈禧两岁,“体气素称强健”(孔孝恩、丁琪著《光绪传》),而当时西太后慈禧正病卧在床。所以听到噩耗,很多朝臣都以为是“西边出事”了,等得知结果后惊诧不已。许多官员提出怀疑,尤其是左宗棠,立即大喊有鬼。翁同的《翁文恭公日记》中记载说:“则昨日(初十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兴脑混乱,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天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呜呼奇哉!”仅12小时便由发病至死,岂不“奇哉”?   
    据说,慈安太后在暴卒的当天还曾经视朝。   
    而当时枢府王大臣奕、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觐见慈安,都见慈安面无病状,仅是两颊微红,犹如醉色,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午后,军机诸臣退,内廷忽传孝贞太后驾崩,命枢府诸人速进议,诸大臣惊诧不已。因为以往帝后生病,总是在军机检视之下传御医用药。而此次忽然传太后驾崩之消息,确实非常奇怪。诸臣入至慈安宫,见慈禧坐矮椅,目视慈安小殓,十分镇静地说:“东太后素来健康,怎会突然死去?”语时微泣,诸臣皆顿首慰藉,均不敢问其症状。最后草草办完了丧事。   
    根据慈禧以上的表现,人们便认为是慈禧毒死了慈安,而且,传说咸丰帝留给慈安一封密诏,要她必要时处死慈禧,慈安在慈禧的哄骗下焚毁了密诏,把自己对抗慈禧的一件最大的武器也毁了,慈禧便毒死了她。   
    对慈安太后暴卒的具体原因至今还存在着争议,除中毒之说外,还有自杀、自然死亡等说。“自杀”说来自《清稗类钞》,书中说:“或曰:孝钦实证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孝贞不能容,又以木讷不能与之辩。大恚,吞鼻烟壶自尽。”《清朝野史大观》里又用“或曰慈禧命太医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亡”来说明慈安为用“错药致死”。   
    不管是“毒死一说”还是“自杀”或“错药致死”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慈禧害死了慈安。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慈安为“自然死亡”,徐彻的《慈禧大传》则倾向于“病死”说。首先,作者认为慈安不善理政,例如召见臣子时说的话分量不足,只会询问其身体状况、行程远近等等,所以她根本不会妨碍慈禧在政治上的权力,慈禧也没必要害死她。   
    徐彻提出了《翁同日记》中的关于慈安发病的两则记载作为证据。一则是慈安太后26岁时曾经患了“有类肝厥”疾病长达24天,甚至达到“不能言语”之程度。另一则是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十二月初四日,慈安太后“旧疾发作,厥逆半时许”。“厥症”主要表现为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四肢厥冷,轻者昏厥时间较短,重者则会一厥不醒甚至死亡。   
    但这也只是徐彻的一家之言,至于慈安太后暴卒的真正原因,只能是作为清宫的疑案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第二部分:后宫珍妃坠井之谜    珍妃,姓他拉氏,满州镶红旗人,才色并茂,颇通文史,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进宫,后晋封为珍妃。光绪帝与珍妃感情甚好,但慈禧与珍妃一直有嫌隙,后因珍妃支持光绪戊戌变法,因此受到慈禧太后怨恨,最后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前夕,将珍妃溺死于宁寿宫外的玻璃井中,但珍妃是否坠井而死,一直众说纷纭。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等人收拾行装准备逃出紫禁城,珍妃进言说皇上是一国之君,应该留京,太后一怒之下命李莲英将其推入宁寿宫外大井中。   
    这种说法认为珍妃的死是由于她干预朝政,支持变法,惹怒了慈禧,才使慈禧在八国联军进京前西逃西安时,将其除掉。   
    但是也有人说珍妃并未讲过“皇上留京”一语,珍妃坠井是西太后用封建的贞节观诱逼所致。   
    太监小德张过继孙张仲忱在《我的祖父小德张》一文中记述了珍妃死时的情景,说珍妃当时患重病,请求回娘家避难,慈禧不准,让崔玉贵把珍妃投入井中。   
    种种说法各持一端,至今也是个谜。但珍妃死后,引起了人们对她的无限同情,一批正直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纷纷托词为悼。   
   
第三部分:政界周公为什么没有取周成王而代之    西周时期,周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纪尚小,关于周公作为叔父如何处理当时朝中政治局面的这一问题,从春秋时期到现在,一直是众说纷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传”;《左传·定公四年》又记,成王在武王之后继位时,“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由于天下刚刚稳定,成王还在少年时期,“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从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孟子·万章》说得更为详细,“周公尔有天下”。   
    然而有些史料中记载,周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这样的。   
    《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记论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周公想要得到天子的皇位。《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天下的国事。据今所考,《尚书·大诰》中的“王”把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文王的儿子是周公,文王的孙子是成王,所以只有周公才能称文王为“考。”《尚书·唐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同母弟是康叔,“封”即为康叔之名。《康诰》中的王对康叔称“弟”,显然这个“王”又是周公。据上述条件可知,身居王位的周公的确自称为王。   
    为什么周公会僭位称自己为王呢?根据《尚书·金》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不管理国家,我没有办法告慰我的先王。”众所周知,武王死后,国家还未统一东方,这就有待于让自己的子嗣完成统一大业。由于成王尚年少,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周公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如果自己不称王,则各诸侯就会造反,先王的统一大业将毁于一旦,自己死后无法向先王交待。《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的确,由于刚创下基业,政局不稳定,成王年幼无知,还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如果想巩固新生政权,就需要经验丰富的君主。其实,武王在临死前也想把王位传给周公。《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省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应该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公时,周公“泣涕共手”,即感激又害怕,并说自己不能这么做。这足以证明,周公并不是想篡权夺位。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也只是代替成王打理国事,等成王长大再主动交出权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上奏说:“周公掌握大权,那么周朝就有道,且王室安稳,如若不然,周朝就有灭国的危险。”正因如此,周公才以天子的身份,对众多的大臣发号施令,常常称为天命。很明显,周公是为整个江山社稷作打算,才会“假为天子”。   
    但是,有些史料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荀子·儒效》记载说,周公屏除成王而继接武王来治理天下,有人说“偃然固有之”,这怎么不是想篡位呢?《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载周公对太公、召公解释过这个问题。召公、太公都是贤明之人,如果当时周公安分守己,怎么都怀疑他呢?特别是管叔、蔡叔他们都害怕周公的所作所为对于成王会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才会发生暴乱。看着管、蔡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对周王朝的忠心。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之事,在《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中都有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周公运用计谋让他的哥哥按照“兄弟相为后”应该继位的管叔到京城以外的地方做官,又在管、蔡发动暴乱起兵东征杀死了他。   
    关于周公究竟是为了周王朝的江山社稷而正大光明的代为执政,还是因为耍尽手段要篡权夺位而没有得逞的问题,要想在现今大量纷繁复杂的历史古籍中找出答案,还存在困难。   
   
第三部分:政界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私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又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另外《诗经·周南·汉广》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上面资料表明,这些赵女郑姬精于打扮,善于歌舞,兼善媚术,色艺俱佳。为了金钱她们不惜出卖肉体和色相,有时甚至长途跋涉。她们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上门服务。《诗经》中用“游女”一词,将当时私妓的经营特点非常贴切地说明了。   
    营妓(也称“军妓”)的最初形式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记载,公元前470年前后,“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王勾践为了解决士气低落的问题,让“有过寡妇”为军中“忧思者”提供性服务,这就是典型的“营妓”。尽管当时越王勾践让“有过寡妇”为军士提供性服务,可能是一种应急措施,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但它一直被看作是中国营妓制度的雏形。   
    但是,真正的国家经营娼妓业,却是由管仲开创的。   
    管仲,名夷吾,初与友人鲍叔牙经商为生。后来“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牙“遂进管仲”,“力陈管仲之贤,桓公于是任管仲为相”。(《史记·管晏世家》)管仲在任期间,竭力协助齐桓公治理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整顿吏治,严肃军队纪律,利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促进生产,统一管理货币,调整物价,通过“尊王攘夷”,控制各诸侯国内政,抵御周边少数民族进军中原。通过这些改革方案,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管仲在位时不但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还设置“女闾”。所谓“女闾”,就是妓院。也就是说,管仲是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于公元前685年被封为“卿”,死于公元前645年,因此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之间。这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公元前594年)至少还要早50年以上。因此有人说管仲是“世界官妓之父”。   
    当时妓女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如管仲设女闾300,据《周礼》中说“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一闾是25家,总数当为7500家,若设700,就有1.75万家之多。   
    “女闾”制开了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作为政治家管仲,其实行“女闾”制,目的有四:一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清代褚人在《坚瓠续集》卷一记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二是为了缓解及调和社会矛盾。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当时诸侯争雄,齐桓公为了能够称霸天下,借助美女来招引人才。四是供齐桓公淫乐。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这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他好色无度,喜欢寻求刺激。但管仲设立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收税以作军费。   
    管仲设立市妓和妓院,对后世中国公共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春秋各国纷纷效仿,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也从此让娼妓制度获得合法地位,这恐怕是作为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的管子始料未及的吧!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时的妓院肯定不像日后那样畏首畏尾,而是在管仲丞相的庇护之下,光明正大地经营。所以娼妓们当然要奉管仲为“保护神”了,这一习惯也延续到了后世。   
   
第三部分:政界赵高乱秦之谜    赵高是秦始皇和二世皇帝宠信的权臣,他声势显赫,一时权倾朝野。很多历史学家有这样的看法:秦朝的覆灭,与这个人物篡权误国多少有些关系。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写到了赵高的身世:“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长隐宫,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   
    赵高为什么能平步青云地进入秦王朝中央政权机关呢?这是因为他“通于狱法”,这一点与“喜刑名之学”的秦始皇不谋而合,因而成为秦始皇的心腹。秦始皇出巡途中病重,便让赵高给公子扶苏发送诏书,“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即让扶苏继承皇位。但是诏书还没发出,秦始皇已死,李斯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同他一起伪造了遗诏,扶助胡亥为二世皇帝,赐公子扶苏自尽。接着,他千方百计陷害并杀死了掌握兵权的大将蒙恬和蒙毅。胡亥继承皇帝大位后,赵高又怂恿他“尽除去先帝之故臣”,结果赵高帮助胡亥除去了许多秦的宗室大臣,连李斯也难免一死。从此,秦朝的中央大权完全被赵高掌握。   
    关于赵高的身世,历来众说纷纭。清人赵翼在《除余丛考》卷四十一《赵高志在复仇》中曰:“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则高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世论所及者了。”他自称,这种观念出自《史记索引》,得到许多人的共认,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二册“秦末社会矛盾的激化”章节中就这个观点指出:“赵高原是赵国远支宗室的后代,因其父犯罪被处宫刑,当了宦官……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其实这种看法没能很好理解《史记》中所说的“生隐宫”。在今本《史记》三家注中有一段“索引”的记载说“盖其父犯宫刑”,指出并非是赵翼认为的“自宫以进”,以苦肉计进行报仇。另外,还有一种较新鲜的说法,认为赵高不是“宫人”,因为京剧传统剧目《宇宙峰》中有赵高逼自己的女儿嫁给二世这一出。   
    因此,有人认为赵翼的观点本意只不过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论,因为今本《史记》三家注中“索引”部分,并无这种内容。就算赵翼真见了什么“孤本秘籍”,此说也很难令人信服,因为这说法和《史记》原文大相径庭,而“索引”是唐人司马贞所作,其史料价值不能与《史记》并论。《史记·蒙恬列传》原文说赵高为“诸赵疏远属也”,并不是“赵诸公子”。因为“诸赵”一语,犹《史记》、《汉书》中常用“诸吕”、“诸窦”,“赵”乃姓氏,并非国名。而“诸赵”实际上指的是秦国王室。《史记》中记载得很明确:“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指出:“秦始皇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可见,所调“诸赵疏远属也”乃指赵高是秦王室宗室,因而所谓“赵高乃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赵高并非“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而乱秦政。事实上,赵高乱秦政的故事,只能供参考。如前秦王嘉(一说梁萧绮)撰《拾遗记》中记载一则故事说:“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令赵高谋杀之。”秦始皇的鬼魂在梦中对子婴说:“余是天使也,以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欲相诛暴。”子婴因此“囚高于咸阳狱”。这故事以天道轮回为凭,胡编乱造,当然令人难以相信。   
    其实,就算赵高是赵国公子,他曾为“宫人”,他与秦二世胡亥加紧盘剥百姓,又任意诛灭异己,滥用刑戮,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将建立不久的秦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这一重罪也令他难辞其咎。在这种形式下,只要有星星之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曾经显赫一时的秦王朝就这样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推翻了。   
   
第三部分:政界项羽不肯过江东之谜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项羽是秦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为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因而在楚汉之争中落败,最终落得个自刎乌江的下场。项羽为何不渡乌江呢?两千多年来,人们有种种说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楚霸王不过江东,是因为虞姬已死。   
    项羽的死与虞姬的死有必然联系吗?两者之间有联系,有学者就认为项羽因“虞姬死而子弟散”心生羞愧,因而不肯过江,拔剑自刎。这样说很有道理,单纯说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因为虞姬之死就显得论据不足。而这与《史记》上说的“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以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为八千人渡江而西,今天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段话一致。“子弟散”,一方面符合他说的“天之亡我”,一方面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原因。项羽即便过江,败局已定。因而,他选择了不渡乌江。   
    但有的学者提出,自固陵战败后,项羽连连败退,退到垓下,垓下突围又逃往东南,一直逃至乌江边。由此可见,他早有退守江东之意,并且是一路逃奔。如果说项羽因失败使江东八千子弟葬送性命而愧对江东父老的话,垓下被围时,“虞姬死而子弟散”,他就应羞愧自杀。渡淮之后从骑仅百余人,至阴陵又迷了路,问一农夫,结果被骗,身陷天泽,被汉军追上。如此狼狈的境遇他也没有羞愧自杀呢!逃至东城,汉骑将之包围数重。尽管他“自度不得脱”,但还是把仅剩的二十八骑组织起来作了一番拼杀,又“亡其两骑”。这时候项羽仍“欲东渡乌江”。因而认为他好不容易逃到乌江岸边时却反而感到羞见江东父老而自杀似乎有些说不通。项羽的羞愧之心来得太突然,也不合情理,很可能是司马迁为使情节完整而下笔渲染的情节。   
    有人认为项羽不渡乌江是出于一种高贵的品质,是从早日消除人民的战争苦难考虑的。认为项羽认识到了长期内战使人民痛苦不堪,希望这场战争尽早结束。项羽确实曾有结束战争的愿望,也曾想过通过他与刘邦的个人决斗来将战争结束,他觉察到“楚国久相持不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鞍漕”,所以对刘邦说:“天下匈奴长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最后他甚至不惜违背自己个性,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通过和谈换取刘邦的让步,以鸿沟为分界。但是刘邦却违约出兵追杀楚军。当项羽失利并且认识到自己无法立即消灭刘邦而又无法谈和的情况下,项羽只有牺牲自己以结束数年的残杀。据说,项羽当时还是有可能与刘邦抗衡的。   
    项羽为何乌江不渡?两千多年来,无论是文人骚客,还是历史学家都给予极大的关注,但至今难有定论。   
   
第三部分:政界“三请诸葛亮”是真是假    “三顾茅庐”这个成语典故的出处妇孺皆知。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写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出山辅助他成就帝业的故事,将刘备的礼贤下士的态度写得栩栩如生,把刘备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关羽、张飞的居功自傲描绘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段“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记载,加以艺术构思而创作的。但刘备为请诸葛亮出山究竟是不是“三顾茅庐”?学术界各有说法。   
    《三国演义》中关于这第一次见面的记载是:刘备带领军队驻扎新野时,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愿见他吗?”刘备说:“你带他一起来吧。”徐庶说:“可以主动登门去见此人,但不能让他来拜见您。”可见,刘备亲自到诸葛亮那里去请求拜见、赐教。共三次前往,才得以相见。但没有写关公、张飞同往,也没有说明是在茅庐中相见。   
    诸葛亮自己写的《出师表》中也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几句话,证据确凿。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到了《隆中对》,对刘备三次往访以及诸葛亮论天下形势的内容记载得更为详细。刘备“三顾茅庐”一直被当作礼贤下士、重视人才的典范。刘备当时困难重重,急需人才,从情理上看,“三顾茅庐”是极有可能的,所以历代没有人对此事的真实性有过怀疑。   
    但现在有人提出另一种说法,认为“三顾茅庐”的记载难以令人相信。诸葛亮是位胸有宏图之士,刘备请他出山,当然正合其意,他岂能大摆架子,而不抓住这个可能失去的机会?当时的诸葛亮只有27岁,刘备则是个有声望的政治家,对诸葛亮怎能那样低声下气地苦求?虽然前一种说法中以《隆中对》作为证据,但当时,曹操几十万南征大军正威胁着刘备,《隆中对》不提这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是不合乎情理的。同时,刘备第一次见诸葛亮,不会安排现场记录。所谓《隆中对》,很有可能是后人附会《出师表》而杜撰的。据此,“三顾茅庐”之说就不可信了。   
    三国人鱼豢写的《魏略》中,也提到了刘、诸葛二人第一次相见的情景。《魏略》中说刘备屯兵于樊城时,曹操方已统一黄河以北,诸葛亮预见曹操马上就要对荆州发动进攻。荆州刘表性情懦弱,不晓军事,难以抵抗。诸葛亮于是北行见刘备。刘备因为诸葛亮年纪小,根本不重视他。诸葛亮通过谈论对当今政局的对策,才使刘备逐渐信任他。最后,刘备才“以上客礼之”。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的记载也大同小异。   
    从诸葛亮本身的积极进取的态度来看,《魏略》、《九州春秋》的记载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有人则调和了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冲突,认为“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的樊城自请相见都是真实可信的。清代学者洪颐煊在《诸史考异》中说诸葛亮初见刘备于樊城,刘备虽以上客待之,但没有特别器重他。等到徐庶举荐时,刘备再次相见,才逐渐有了很深的感情。并指出:在建安十二年初见,再次相见是在建安十三年。诸葛亮后来非常感激,因而记入了《出师表》中。   
    诸葛亮与刘备究竟是“一见”,是“再见”,还是“三见”,这只有当事人知道了,然而,“三请诸葛亮”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吸引了无数人。   
   
第三部分:政界曹操为何至死不称帝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是毛泽东笔下的风流人物。看一下曹操的一生,不管他自己怎么说,他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在一条通向帝王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着。如果说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前曹操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只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铺垫,那么从建安元年起,他就开始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汉献帝。随即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将献帝变成了自己手中的一个傀儡和一张王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献帝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后来因为袁绍不满,曹操才将大将军的职位让给袁绍,自己改任司空,兼车骑将军,并从此开始主持朝政。   
    随着实力的增强,曹操对于朝政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献帝的傀儡化程度也就越来越深了。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四月,献帝诏令曹操设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外出时像皇帝那样,左右严密警戒,不让行人通行。五月,曹操修建了诸侯有权享受的学宫沣宫。六月,曹操任命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十月,献帝诏令曹操像天子那样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专门的金银车,套六马。同时,封长子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国太子。   
    就这样,曹操完成了夺取帝位和世袭权力的所有准备,在通向帝王的道路上,几乎已经走到了终点。曹操不但早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廷的一切大权,使自己成了一个实际上的皇帝,而且在形式上,他也同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了。曹操惟一没到手的,只不过是一个皇帝的名号而已。   
    事实上,曹操的代汉意图早就昭然若揭,但至死他也没有迈出最后的一步。他要把这最后一步让给自己的儿子完成。曹操为什么自己不称帝呢?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孙权劝他称帝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首先,孙权认为这样做可以获得曹操的信任,从而实现吴、魏之间的和解,自己就可以专心对付蜀汉。襄樊之役中,孙权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从背后袭击关羽,帮了曹操的大忙,但却得罪了刘备。吴、蜀之间长达十年的联盟关系就此结束,这时他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缓和同曹魏的矛盾,否则会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其实,孙权认为曹操如果真的称帝,拥汉派将会强烈反对,曹操因此陷入困境,减轻对吴国的威胁。因此,孙权阳奉阴违,曹操看穿了孙权的意图,不肯轻易上当。   
    其二,从当时形势看,如果贸然称帝,确实会给政敌和拥汉派势力一个舆论上的借口,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综观曹操的一生,内部的反对和反叛大都发生在他被封为魏公、魏王之后,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继续维持献帝这块招牌,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内部,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三,至少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起,曹操一再“自明本志”,说自己绝对没有代汉自立的意图,言辞恳切,说了差不多十年,现在如果突然改变主意,否定自己,对自己的声誉名节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如坚持把戏演下去。   
    其四,更重要的是,曹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只要掌握了实权,虚名并不重要,“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一语,是他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   
    此外,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已65岁,年纪大了,估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也可能是他不愿称帝的一个原因。   
    总之,曹操不当皇帝,是从策略上全面权衡得失后所作出的决定,是一种周密而明智的谋虑。曹操自比“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是对自己的自我评定。   
   
第三部分:政界诸葛亮娶丑女为妻探秘    诸葛亮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智慧忠贤的化身,他辅佐刘备共图大业,最终使蜀汉政权成了三国鼎立的一极。他的一生,奇闻轶事很多,“孔明择妇”便是其中之一。   
    诸葛亮不仅有才,而且相貌俊伟,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身高八尺,犹如松柏”。但他却选了一位“瘦黑矮小,一头黄发”的丑女阿丑为妻,诸葛亮为何要娶丑女呢?传统观点认为,诸葛亮重才不重貌,是注重人的内在美。阿丑自幼才识过人,颇有心计,诸葛亮早在成婚前就有所耳闻。这不无道理,但并非全部。其实,诸葛亮娶阿丑,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所引《褒阳记》记载:“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匹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另一种说法是诸葛亮家境贫寒,出身卑微,自幼丧父,少年时代便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吃尽军阀混战的苦头,深受强宗豪族的压迫。后来跟着在南昌做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生活。14岁时,叔父因官被削而投靠了刘表;17岁那年,叔父死了,他从此没了依靠,就在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定居。他虽然住在乡下,但他不想无声无息地隐居一辈子,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盛衰,有着为国家尽忠的抱负,怀着如此壮志雄心,他立志要登上政治舞台而建功立业。   
    这种政治上的考虑无疑会影响到诸葛亮的婚姻大事,甚至还牵涉到了家人的婚事。这也是为在地主集团的上层站稳脚跟,以便今后一展鸿图。为此,他在家庭婚姻方面,做了三件事:第一,他把姐姐嫁给了荆州地主集团中在襄阳地区颇有名望的首领人物庞德公的儿子,庞德公对其赏识备至,称他为“卧龙”,从此,他就在荆州站稳了脚跟。第二,诸葛亮为弟弟娶了荆州地主集团中在南阳地区数得着的人物林氏之女为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自己择妇结亲,当然要服从既留荆州又能结交望族这一政治目的,这也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而不到其他地方去的原因。所以,诸葛亮娶了那个丑女黄氏。   
    诸葛亮为何不怕众人耻笑,而娶丑女黄氏呢?换作别人也许他会犹豫,但是黄氏之女他就娶定了,一是因为黄承彦在当地有相当声望,二是因为黄妻蔡氏和刘表的后妻是姐妹关系,做了黄家的女婿,就攀上了刘表这门皇亲。   
    据《诸葛亮新传》记载:当黄承彦当面问及诸葛亮时,他当即“拜谢泰山”,一锤定音,把从未见过面的阿丑要了过来,从而为诸葛亮进入地主集团开了“绿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个“进身之阶”的。   
    从封建历史文化来说,贤妻、美妻、正妻要相夫教子,帮助丈夫治理家业,诸葛亮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自己的婚姻上,自然遵循“贤妻美妻”的风俗,而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其后确实又要过一妾。但诸葛亮要丑妇的动机仍有争论,待后人再研究探寻吧。   
   
第三部分:政界“金匮之盟”之谜    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后,皇位由其弟赵光义继承,正史认为光义乃合法继位,是奉太后“金匮遗诏”之命行事。但后来有人对“金匮之盟”一事提出质疑,使得这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宋史》有好几处提到“金匮之盟”事,《杜太后传》里面记叙:“建隆三年(公元961年),太后病,太祖始终在旁服侍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命已不长,召宰相赵普入宫。太后问太祖:‘你知道怎样得天下的吗?’太祖曰:‘我所以得天下者,皆祖先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统治天下耳。假如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所拥有乎?汝死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国家之福也。’太祖顿首泣道:‘敢不如教诲!’太后转过身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背也。’赵普于床前写成誓书,普于纸尾写‘臣普书’。藏在金匮(同柜),命谨慎小心的宫人掌之。”   
    在司马光《涑水纪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著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历史上人们虽然相信有所谓的“金匮之盟”,但却找不到盟约的原文。一千多年来,没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这一盟约就成了宋太祖坦荡无私的例证。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盟约内容提出疑问。   
    21世纪40年代初张荫麟曾作《宋太宗继统考实》,后收入《张荫麟先生文集》,认为“金匮之盟”是赵普伪造的,全盘否定此事。除此之外,邓广铭、吴天墀、李裕民、顾吉辰、王瑞来等学者也持同种观点,怀疑它的真实性或断定“金匮之盟”的伪造性。其理由大致如张荫麟所言,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夭折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已30多岁,怎么会有幼主之说?杜太后凭什么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呢?实在没有道理!如果确如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人们还可以推测,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尚可勉强解释。但是,太祖活了50来岁,并没有早逝而面临幼子主政。如果真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就算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六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呢?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因为这是他继位合法有力证据,而留下来的却仅是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不完全一致。更何况,太祖并未遵守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但对“金匮之盟”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们提出了相反的证据。关于立此盟约的条件,持肯定论者认为它符合常理。杜太后亲身经历过五代,这是一个王朝更替频繁的特殊时期,五代君主十三人,在位超过十年绝无仅有,有七人死于非命,杜太后凭什么否认宋太祖可以摆脱“宿命”,而不像周世宗英年早逝、最终幼主执政失国而终呢?杜太后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说出了“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这一段话。杜太后认为刚刚建国,根基未稳,随时有可能成为短命的“第六代”。尽管当时太祖正值壮年,但政治变化无常,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暴死?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被人杀掉?假如真的发生了,十多岁的德昭显然是不足以应付。而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应是理想的继承人。   
    “金匮之盟”疑案属于皇家禁宫疑案,否定也好,肯定也好,都是根据当时历史事实、政治背景所作出的判断。比较双方的观点,其资料和解释、推断均偏向于对己方所持观点有利的一边,因此越争论疑点越多。   
   
第三部分:政界秦桧私通金国之谜    秦桧(公元1090~1155年),字会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代汉奸。南宋时期,他把持朝政,通敌叛国,残害忠良。尤其可鄙的是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抗金名将岳飞,留下了千古骂名。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秦桧是何时沦为金国的奸细的?据推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他为金人掳获后,由囚徒沦为了内奸。秦桧在金的所作所为,今已无处可查。但是关于秦桧的南归,颇能说明问题。他自己说是“杀监己者奔舟而归”,对此当时人就很怀疑,但因有宰相范宗尹、知枢密院事李回的极力保荐,所以才被高宗接纳,最终令高宗对他深信不疑,并委以重任。绍兴初做过宰相的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说:“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达赉(又名达懒、达兰,即完颜昌)任用,至是与其家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缗其行,然全家来归,婢仆亦无损,人知其非逃归也。”另外有记载说,秦桧在金朝献和议书,当时金统治者赐他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金朝攻楚州,秦桧竟然被允许用船将全家带回,不是奸细,能得金人如此恩宠?实情是,建炎三年,金兵南侵时,秦桧作为金太宗之弟挞懒的随军转运使同行。临行前,秦桧欲携其妻王氏南下,又恐挞懒不允,于是假装争吵,并故意让挞懒知晓,终于获准。而秦桧此番南下的重要任务就是诱使宋朝与金达成和议。   
    从金人那里也能找到秦桧投降金人的确凿证据。宋嘉定七年(金贞二年),金宣宗为避蒙古的兵锋,迂都于南京(汴京),著作郎张师颜在《南迁录》中记载过此事,其中两处提及秦桧。一次是讨论是否迁都,直学士院孙大鼎在讲到迁都的必要性时说:“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御?)林,陈王悟室忧宋氏之再兴,其臣如张浚、赵鼎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则习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复构怨之已深,势难先屈,欲诱以从,则阴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之所料,及诛废其喜事贪功之将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区划,然后方成和议,确定誓书,凡山东、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张忠彦之家属悉令发还,盖惧在南或思归南,鼓煽摇惑,易以生隙,务令断绝,始无后患。”   
    还有一次在蒙古军攻陷复州、顺州时,被俘的金同知县赵子寅、督运天使张元应二人得以逃脱,他们回来后建议遣使向蒙古乞和,金宣宗下旨封赵子寅为直昭文馆,张元应为总天马飞龙十七监。权给事中兼知制诰孙大鼎封还录黄,奏曰:“多事之世,士无常守,外顺内逆,惟利所在。子寅、元应之归,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为诚,臣深疑之。自天统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执官吏不知其几多,不知其存亡,传闻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独此二人忽然逃归,情态张皇,气貌不改,恐未必非敌之间。古事臣不必言,谨按国史,天会八年冬,诸大臣虑南宋君臣之刻苦于复仇,思有以止之,而势难于自屈。鲁王曰:‘惟遣彼臣先归,因示空(恐)胁而使其臣顺。遵之,我佯不从,而勉强以听,感可以定。’忠献曰:‘我军初到太原,孝纯见霍安国之使,使来迎降。即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阳。围大梁,皆由先取河东,彼此谁不怒之,仇之,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中三年矣,只有一秦桧可用。桧初来说赵臣得人心,必将有所推立;不及半年,其言皆验。我喜其人,置之军中,试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顺从。间语以利害,而桧始言南自南,北自北。’”   
    上奏中的“只有一秦桧可用”、“而桧始言南自南,北自北”表明秦桧已死心塌地投降金朝了。   
    秦桧回到宋朝之后,由于得到高宗的宠信而官运亨通,直至占据宰相的高位。自此,秦桧独揽朝中大权,积极从事投降叛国活动。绍兴八年,他代表高宗拜受金朝诏书,接受“和议”,而后为了讨好金人,又以“谋反”之罪杀害了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岳飞。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十月,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秦桧病死临安,谥号“缪丑”。他的卖国行径使他成为千古罪人,为后人所唾弃。   
   
第三部分:政界民族英雄岳飞死因探秘    岳飞(公元1103~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人,出身贫苦农民之家。联金灭辽时应募从军,曾在张所部任统制,并与王彦一起抗金。后随宗泽守东京,任都统。宗泽死后,他投身张浚部,并逐渐成为南宋重要的抗金将领,立下赫赫战功。建炎四年,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绍兴四年,大败刘豫齐军,收复襄阳等六郡,封清远军节度使,后封为武昌开国侯,联络两河义军,部署北伐。绍兴八年底,他反对高宗与秦桧的议和,并上表提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绍兴十年,郾城一战,大败兀术统率的金兵主力,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重镇。在抗击金兵的战斗中,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常常以一当十,勇往直前,声威大震,甚至金军中都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悲叹。可是,就在收复中原即将实现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赵构却连发十二道金牌,下令收兵。岳飞挥泪含恨退兵,不久以“莫须有”的罪名和他的儿子岳云及部将张宪被毒死于“风波亭”。   
    直到孝宗即位,冤案平反,岳飞墓才迁至景色秀丽的栖霞岭下。岳飞墓前,铸有两个跪着的铁人,即当时南宋的宰相秦桧夫妇。几百年来,到此悼念岳飞的人们都要唾骂奸臣秦桧。岳飞为秦桧所害,这似乎已成为不容置疑的铁案。   
    但是,事实上杀害岳飞的元凶并不是秦桧,秦桧只不过是这个元凶手下的一个鹰犬!   
    第一,秦桧没有杀岳飞的权力。有人指出,当时秦桧虽然很受高宗的信任,但还没到摆布高宗地步,因此也不能为所欲为地恣意铲除异己。绍兴九年,秦桧正积极对金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反对,并请求皇帝“斩秦桧之头挂诸街衢”。秦桧对此人恨之入骨,但也不敢任意杀害他。由此可知,对战功赫赫的岳飞,他更不可能擅自处置了。   
    第二年,金兵违背和议,一举攻占了河南地区,秦桧惶惶不可终日,深怕高宗因此迁怒于自己的议和政策,他此时惶恐不安,正是自保不足的时候,因此,他没胆子背着高宗杀害岳飞。需要说明的是,岳飞的狱案又称作“诏狱”,程序严密,外人无法插手。这样,即便秦桧权力再大,公开“矫诏”杀人也是不合情理的。   
    第二,秦桧及刑部主审岳飞一案,曾上书定岳飞、张宪死罪,但并没有定岳云死罪。可上书赵构后,岳云也没能幸免于难。由此可见生杀大权还是在高宗之手。   
    第三,秦桧死后,赵构为秦桧制造的许多冤假错案平了反,但惟独对岳飞一案不肯昭雪。而且对许多大臣申请为岳飞平反的奏折不予理睬。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   
    赵构出于什么原因要害死自己倚为军事支柱的岳飞呢?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曾传下秘密誓约,规定后世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在北宋历朝,这条誓约执行得非常严格,赵构为何敢违约破例?这在认为赵构是杀害岳飞元凶的学者中存在着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帝之忌兄,而不欲其归”。高宗眼见岳飞一心要“迎二圣”,而徽、钦两帝一旦回来,自己的皇位就不保了。他害怕中原光复,因而杀了岳飞。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并不是“迎二圣”。赵构杀岳飞,主要原因是怕他在外久握重兵,跋扈难制,危及自己的统治,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岳飞个性刚强,“忠愤激烈,议论不挫于人”,不容易与人合作,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他上书奏请高宗立储:“乞皇子出阁,以定臣心。”同年,他又因守母丧,未经高宗批准便自行解职,把兵权交给张宪。这两件事犯了高宗的大忌。再加上高宗曾在金营作人质,又有从扬州南渡等惊险经历,对金兵始终心存恐惧。对战争前景,他既怕全胜,又怕大败。胜则怕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败则怕欲为临安布衣而不能。他想当个安安稳稳的太平皇帝,因此一心求和。所以,秦桧利用岳飞部下的告密来证明岳飞的跋扈,正好迎合了赵构害怕岳飞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的心理,加上岳飞又是反对和议最强烈的主战派,故而下令杀了岳飞。   
   
第三部分:政界郑和七下西洋之谜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阳人,出生于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郑和长相魁梧,博辩机智,“资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深得明成祖朱棣的信赖,是成祖的心腹。“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使郑和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他受明成祖的派遣,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驰骋万里海域,先后七次下西洋。郑和航海规模之大,航程之远,所到国家之多,为历史所罕见。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从中可知,《明史》的作者将到海外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看作是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而沿途宣扬国威,向外示富,只是个辅助的方面。文中所说的惠帝即明成祖朱棣的侄儿建文帝朱允。建文帝刚坐上皇帝宝座时,由于各诸侯掌握兵权,而自己无实权,便想尽一切办法削弱他们的力量。燕王朱棣当时公开反叛,以“清君侧”为理由武力夺取皇位,号称“靖难”。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朱允便不知所终,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帝始终是朱棣的一块心病。为了长治久安,防止建文帝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朱棣便一次又一次地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寻找建文帝的踪迹。这是《明史》的叙述,自此以后,编写历史的人大部分归因于此,连历史也按此说法。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曾明确指出郑和下西洋是假,寻惠帝是真。   
    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的”。近人梁启超据“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语,在其《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说明成祖野心勃勃,利用郑和下西洋扬名海外,其实只不过是“自我陶醉”罢了。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称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称为“炫耀自我”。   
    还有人说,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出航,明成祖交给他的任务都是不相同的。尚钺的《中国历史钢要》认为,15世纪,帖木儿帝国出现于中西亚,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十一月,帖木儿带领千军万马侵犯明朝,但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二月亡于路上,所以同年六月成祖派郑和远渡重洋,可能是为了联络外邦共同对付帖木儿帝国,使它没有时间入犯,后六次则是为了开辟一条新航海路线,以便容易地与国外进行贸易。李光壁的《明朝史略》赞成郑和后六次的使命如尚钺所述,同时又指出郑和首次西下则带有扩大贸易、提高“威望”、联络印度等国的三重任务。郑鹤声、郑一均在《郑和下西洋简论》中认为,郑和前三次下西洋,其目的是同亚非三十多个国家结盟,顺便打听朱允的下落,后四次则是为宣扬“国威”。   
    每派所述,都有一定道理,到底哪种说法才是当时明成祖派郑和西下的真正目的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部分:政界明“红丸案”幕后主使是谁    明代末年,宫廷接连发生离奇的三大案与神宗、光宗、熹宗祖孙三人密切相关,也和朝廷派系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三案成为明末政坛关键,各种势力纷纷介入,案件无法正常审理,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著名的“红丸案”便是其中之一。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乾清宫,明光宗召见辅臣方从哲等13员文武大臣。诸臣向皇帝请安过后,皇帝开始询问册立皇太子之事。方从哲说:“应当提前册立皇太子的日期,完成贺礼,皇上也就心安了。”光宗又让皇长子出来见大家,看着他对大家说:“你们日后辅佐他,务必使他成为历史上尧舜那样的圣帝贤君,朕也就心安了。”方从哲等人还想说什么,光宗却开始问道:“寿宫(神祠墓地)修没修好?”辅臣回答说:“先帝陵寝已经修好,请皇帝放心吧!”光宗指着自己说:“那就是朕的寿宫吗?”方从哲等人齐声回答:“祝皇帝万寿无疆。”皇上仍然叮咛不止,反反复复,语无伦次,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哭泣着说:“朕已经自知病重,难以康复,或者不久于人世。”说到这里,已是气息奄奄,用颤抖的手勉强挥一下,让众臣退朝,方从哲留下。   
    皇上问方从哲道:“有鸿胪寺官(掌礼仪之官)要进药吗?人在哪儿呀?”方从哲回答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妙药,臣下不敢轻信。”皇上听后,命宫中侍人立即传唤李可灼到御前,给皇帝看病诊脉,等他谈到发病的原因以及医治的方法时,皇帝非常高兴,命令进药,让诸臣出去,并令李可灼和御医们研究如何用药,一直定不下来,辅臣刘一说:“我有两乡人同用此丸,一个失效,一个有效,此药并非十全十美。”礼部官员孙如游说:“这药有用与否,关系极大,不可以轻举妄动。”没过多久,又有一位老奶妈来到御前,向皇帝问安。皇上催促众人配药,诸臣又回到御前,李可灼将药物调好,进到皇上面前,皇上从前喝汤都喘,现在服了李可灼的药,就不再气喘了。皇上反复地称道李可灼忠心可鉴。诸臣在宫门外等候。约一个时辰过后,有宫中内侍急报说:“圣上服药后,四肢温暖,想进饮食。”诸臣欢呼雀跃,退出宫外。李可灼和御医们留在宫内。到了傍晚,方从哲放心不下,又到宫门候安,正遇见李可灼出来,急忙打听消息。李可灼回答说:“服了红丸药,皇上感觉舒畅,又怕药力过劲,想要再给服一丸,如果效果好的话,圣体就能康复了。”诸医官认为不宜吃得太急。但皇上催促进药非常急迫,众人难违圣命。众臣即问服药后的效果如何?李可灼说:“圣躬服后,和前一粒感觉一样安稳舒适。”方从哲等人,才放心离开。谁曾想次日早晨,宫中紧急传出圣旨,召集群臣速进宫。一时间,各位大臣等慌忙起床,顾不上洗脸漱口,匆匆地穿上衣服,急奔宫内。但是当群臣将要跑入宫中时,就听传来一片悲哀哭号之声,明光宗于早晨归天了。这是大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初一日。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满朝舆论哗然,在感到惊愕的同时,人们联想到新皇帝登基一个月来的遭遇,不约而同地都把疑点转到了郑贵妃身上。郑贵妃给太子献美女,指使崔文升进药,大家有目共睹,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却没有实据。本来,光宗当时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但因为吃了江湖怪药,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最后,此案不但追查到郑贵妃,而且方从哲也被迫辞职,李可灼被充军,崔文升被贬放南京。但究竟幕后有主使吗?到底是谁?现在也不得而知。   
   
第三部分:政界吴三桂降清疑点颇多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了明朝统治下的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在增援途中闻讯后,仓皇逃回山海关。李自成亲率大军开赴山海关,想以武力逼降吴三桂,吴三桂非常害怕,便向清朝求援。当李、吴两军在山海关前展开血战之时,清朝的精骑突然杀出,农民军毫无防备,惨败而归,从此一蹶不振。由于史书中的种种记载,史学界一直瞩目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这一事件,人们一直认为吴三桂此举便是投降了清朝。但近年有人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并不是表明他投降了清朝,并提出了种种证据。这一说法使似乎让本已盖棺定论的问题重又成为历史谜团。   
    至少还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吴三桂投降了清朝:第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视吴三桂为降将,如清摄政王多尔衮就把吴三桂作为部下来驱使,“命三桂兵各白布系肩为号”,“命三桂军先锋”,又“命吴三桂以步骑二万前驱追贼”。清廷为了奖励吴三桂在战争中的功劳,还“授三桂平西王勒印”(《圣武记》)。后来清帝剥除吴三桂爵位时,也把他称为降将:“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输未投降,授之军旅。”(《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在清朝廷的眼中,吴三桂就是一个明朝降将。第二,吴三桂入关后的所作所为也表明他已真心降清,吴三桂打着为明王朝复仇的旗号引清入关,但是在南明政权的福王多次派人拉拢吴三桂时,吴三桂却断然拒绝。如当福王的侍郎左懋第“谒三桂,出银币且致福藩意”时,吴三桂说“时势如此,我何敢受赐,惟有闭门束甲以俟后命耳”(《明季稗史汇编》)。除了福王之外,还有几任南明王,吴三桂都不曾表示要协同反清复明,与此相反,他竟然亲自出兵缅甸追杀南明永历王。可以看出,不管当初引清兵入关时吴三桂是怎么想的,在清兵入关后,他就投降了清朝,此时,他已经不敢违抗清廷的命令,更不敢有任何反清复明的想法了。为了向清王朝表示他的忠心,他“破流贼,定陕,定川、定滇,取南明王于缅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圣武记》),俨然成为清廷平定天下的一把利刃。   
    否认吴三桂“降清”的人则认为,北京失守后,形成了三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并存的局面,即吴三桂、农民军、清王朝。而夹在这两股势力中间的吴三桂势力最弱,因此他能走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抗清,要么镇压农民军,考虑到其父亲被农民军扣押、爱妾受辱,为报此仇,吴三桂选择了联合清朝的道路,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投降清朝。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吴三桂一贯抗清的态度决定了他不会轻易降清。在任辽东宁远总兵期间,吴三桂曾多次参加抗清斗争,甚至在明清松锦战役后,明军明显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他的态度仍很坚决。吴三桂对明朝降清的劝降函都“答书不从”。   
    第二,多尔衮在山海关战后加强了对吴三桂的控制可以证明吴三桂未降。史载,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胜利的当天,玩弄权术,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又将一万步兵交给吴三桂。这说明吴三桂受到了多尔衮的拉拢和控制。   
    第三,山海关战后发表的檄文证明其未降。清军与吴三桂乘胜追击,吴三桂提出了“周命未改,汉德可恩”、“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的口号,如吴三桂已降,也不会发布这样的檄文,清廷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   
    第四,在山海关一役后,在攻陷北京前后吴三桂欲立朱明太子的行动证明其未降。李自成败退永平,吴三桂提出“约自成回军,速离京城,吾将奉太子即位”,又“传帖至今,言义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可是“多尔衮命其西行追贼”的策略打乱了吴三桂的如意算盘。吴三桂因其势力太弱,只得听从了多尔衮。   
    第五,暗中积蓄实力以反清复明也可证明吴三桂未降。他一边广招贤才,暗布党羽,“阴养天下骁健,收忍荆楚奇才”,一边厉兵秣马,为将来的战争“殖货财”。他之所以没有实现反清复明的愿望,是因为清政治统治的日渐强大使“反清复明”的旗帜没有了号召力。而吴三桂是否降清这一历史问题已不能用后来的历史进程说明了。   
   
第三部分:政界民族英雄郑成功猝死之谜    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骁勇善战,令殖民者闻之丧胆。但郑成功就在台湾收复后不久便去世了,年仅38岁。正值壮年,却突然暴病而亡。仔细推敲其死因,就会发现有许多疑点。   
    关于郑成功的死,同时代人如李光地、林时对、夏琳等人的笔记都很简单,一般是说“伤风寒”、“感冒风寒”,但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怎会轻易地被“风寒”夺去生命?   
    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情况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死的,这一说法目前最引人注目。此说主要的依据有:   
    第一,郑成功死前的情状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似,另外,夏琳《闽海纪闻》中记载郑成功临终前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成功将药投之于地,然后成功“顿足扶膺,大呼而殂”。郑成功大概察觉出有人谋害自己,但为时已晚。   
    第二,郑氏集团内部暗藏着一些危险因素。生性暴烈的郑成功,用法严峻,郑氏部下,包括他的长辈亲族因过被处以极刑者很多,众将人心惶惶,其中很多人在清廷高官厚禄诱惑下叛逃,郑氏集团内部关系极其紧张。伍远贤所编《郑成功传说》一书中记述,清廷收买内奸刺杀郑成功,因此,如果说台湾岛上一直有人企图谋害郑成功,极有可能是以清廷作为背景。   
    第三,一个重大疑点是马信神秘地死去。马信是清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郑成功去世当天,由他荐一医师投药一帖,夜里郑成功死去,他本人也突然无病而卒。照李光地的说法,马信在郑成功去世的第二天就死去,江日升《台湾外纪》中记载,其死期距郑成功去世仅仅5天。因此马信可能直接参与谋害郑成功的活动,但后来又被人杀害以灭口。   
    那么,这起谋杀案的主谋究竟是谁呢?人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到了郑成功兄弟辈的郑泰、郑鸣骏、郑袭等人的身上,特别是郑泰。郑泰长期操纵郑氏集团的东西洋贸易,掌握财政大权,对郑成功早存异心,对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曾极力反对。复台初期的郑氏政权财政面临困境,郑泰却暗地里在日本存银30多万以备他用。等到郑成功去世,郑泰等人迫不及待地伪造郑成功的遗命对郑经诛讨,并抬出有野心但无才干的郑袭来承兄续统。最后,他们的阴谋被郑经挫败,郑泰入狱而死,郑鸣骏等率部众携亲眷投清,据此分析,策划谋害郑成功的很可能就是郑泰等人。他们早存夺权之心,还可能和清廷有勾结。他们乘郑成功患感冒的时候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夏琳和江日升的记载中说,郑成功病情开始并不严重,常常登台观望、看书,有时还饮酒,甚至拒绝服药。他们极可能在酒中下毒,但这期间饮酒较少,因此七八天毒性才发作。最后他们又在医生开的凉剂中下毒,郑成功终于被毒死。郑成功死后,郑经先是忙于对付郑泰的叛乱,后发现郑泰在日本银行的巨款,又集中注意力追回这笔款子。他本人又因犯奸险些被郑成功杀死,对郑成功之死也许心存侥幸,因此郑成功的死因在当时没有被深究。海天茫茫,也许这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了。   
   
第三部分:政界清代名将年羹尧为何被雍正赐死    提起年羹尧,人们就会想起血淋淋的血滴子,因为在传说中,年羹尧总是用血滴子残酷地杀死其对头,在为雍正除掉许多对头之后,年羹尧也没有得到好下场,最终为雍正所杀,但雍正为什么要杀掉年羹尧呢?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年羹尧,字亮工,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692年)进士。为人聪敏,豁达,娴辞令,善墨翰,办事能力亦极强。后受到雍亲王的重用,各皇储争夺皇位时,他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时时向主子出谋献策,奔波游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氏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他,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发誓,死生不相背负,从此交情更加深厚。君有情,臣有意,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阶越升越高,不到十年即升为四川巡抚,接着,又升为川陕总督,独掌军政大权,成为雍正心腹。   
    年氏受到雍正的宠幸是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月年氏来京陛见以前,具体地说,在七月中旬以前,即平定西海叛乱以后。年氏手握重权,荣立青海大功,君臣之间,无猜无疑,如雍正所谓“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但七月中旬后,尤其是陛见抵署以后,即十二月初,雍正使出浑身解数开始置年氏于死地,雍正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快?年氏的死因究竟是如何呢?   
    有人认为年羹尧的死与雍正帝夺嫡有关。学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等持此说。据说康熙帝临终时指定十四子胤嗣位。四子胤串通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矫诏篡位。其时,十四子胤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胤即位后,改元雍正,为酬报年羹尧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而这不过是灌“迷汤”,雍正帝实已对这些知情者存有杀心,最终还是找借口除掉了他。   
    有些人不同意此说。他们认为雍正初年年羹尧受宠,并非是雍正帝为他灌“迷汤”,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雍正帝继位之时,年羹尧尚在四川平乱,并未参与其间,所以不可能知情,故上说不能成立。《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而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处,年(羹尧)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无人臣礼。”《清代轶闻》作者说“年挟拥戴功,骄益盛”,且年羹尧残暴对待部下,任人惟亲,乱劾贤吏,引起公愤,也为雍正帝所不容,故被杀。   
    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于寻常,对于其死因的种种说法,人们到现在还是难辨真假,难怪被史学家列为“雍正八案”的首案。   
   
第三部分:政界和绅受宠之谜    清以来,明君屈指可数,乾隆帝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贤君身边,竟时刻跟随着一个奸臣,这个奸臣就是和,民间有“和扳倒,嘉庆吃饱”一说。然而为什么这样的奸臣会受到乾隆的无比宠幸呢?   
    有人认为,是因为和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有名的“乾隆下江南”就是和鼓动而成的。一次,主仆二人说起江南秀丽风光,繁华都市,乾隆帝道:“朕也想重游江南。但顾虑南北迢遥,劳命伤财,朕所以未决。”和道:“圣祖皇帝六次南巡,非但未招致民怨,反而被颂为圣君。古来圣君,莫如尧舜,《尚书·舜典上》也说‘五载一巡狩’,可见自古巡览就是胜典。但凡圣君,道本相似,何况国库殷实,金银充足,区区巡游不会耗费多少库银。”和这一席话,正好逢迎了皇上仿效先祖、学尧舜的喜好,乾隆遂降旨预备南巡。和亲自为皇上监督龙舟等南巡的设施,华丽奢侈之极,库银由和流水般地挥霍掉了。和也因此更加得到皇上的宠信,被升为侍郎。   
    这种观点认为,和论文论武,都没有什么才能,但因为他善玩心理战术,逢迎皇上,才受皇上的恩宠。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有个叫尹壮图的官员向皇上呈奏,各省库金银亏空。和对其怀恨在心,上奏请皇上命尹壮图再去查实,暗中派了自己的亲信前往。结果尹壮图被降职,原因是所奏不实,和更得宠信。官库虽然空虚,但和却以各种名目进行搜刮,所以皇帝不愁没银子花,而和也更加受宠。   
    然而,关于和受宠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记载,在乾隆帝还是宝亲王的时候,曾钟情于马佳氏,而这马佳氏正是雍正皇帝宠爱的妃子。宝亲王时年17岁,情窦已开,常在没人的时候和马佳氏调笑。一天,不知为何,马佳氏误撞到宝亲王的眉际,被皇后钮祜禄氏看见,以马佳氏调戏皇子为名,下令将马佳氏牵到月华门勒死。宝亲王听后,流着泪到月华门前,此时的马佳氏已奄奄一息,宝亲王便放声哭道:“我害了你。”便咬破自己的指头,滴一点血在妃子的颈上,说:“我今生无力救你,来生以红痣相认。”话至此,马佳氏淌了两行眼泪便魂归西天。宝亲王又仔细端详了马佳氏的脸面,吩咐用上好的棺木盛殓,并买通宫女把马佳氏贴身的衬衣脱下来,日日同眠。他登基后,这件事渐渐淡忘了。而和酷似马佳氏,那颈上也有一颗鲜红的血痣。因此,和被乾隆认为是马佳氏在世,开始受到万千宠爱。御书房是他和皇上同榻而眠的场所。和做出百般娇媚的样子,使皇帝更加相信他就是第二个马佳氏。   
    而且,据考证,和所居住的恭王府中有一条地道可直接通往皇宫,据说和每次就是通过这条地道,直接到达宫中与皇帝幽会的。   
    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和到底由于何种原因受到宠信?这些君臣之间的故事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   
   
第三部分:政界曾国藩为何没有称帝    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威胁清王朝统治时,通过组建湘军,掌握地方大权,到1863年湘军攻下南京后,曾国藩已经控制了整个统治集团,就军事实力而言,他比清政府已经超出了很多,若曾国藩振臂一呼,从满朝人的手中夺回统治权,应当说并不困难,但但他没有这么做。曾国藩为何拒不称帝?一般归结为三点原因:忠君报国思想、条件不成熟和为了统一。   
    其一,曾国藩满脑子的忠君报国思想,深受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的影响。他起兵就是为了保卫地主阶级利益,保卫清朝,保卫明教。他的个人追求就是做个中兴名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   
    其二,曾国藩即使想当皇帝,时势也不允许他这么做。当时清政府虽衰落,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拥有一支强大的以骑兵为主的军队。而且湘军攻陷天京后,人心思归,战斗力锐减。最关键的一条,湘军起兵是以“保卫儒教”和“忠君保国”为号召,一旦曾国藩称帝,很可能湘军要成为众矢之的。再说,也没有所谓“友邦”的帮助,曾国藩称帝未必能得到国际承认。   
    其三,曾国藩真称帝的话,势必会引起社会动荡,各地又要出现割据的局面,天下统一的局面就要被打破了。因而从客观上说,曾国藩拒不称帝也是一件好事。   
   
第四部分:军事中国文官武将是何时分开的    国家体制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文武分离,这是社会政治、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果。文武官员分开,是指有了专门指挥作战的武将,文官不再作战,史学界均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人们对他们分开的具体时间持有不同的观点。   
    《史记》、《淮南子》称:黄帝时已设立“司马”等军事首领官职。《今文通典·尧典》、《古文通典·舜典》称:夏王朝设立了“司徒、司马、司空”等文武官职。《尚书·洪范》称: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马、亚、射、戎、卫”等文武百官。从上述古籍看,夏商体制一直沿袭到西周,虽然文官武职已分门别类地设立,但卿、大夫既管理政事,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马只主管平时军事行政,而无统兵之权,战时统帅由天子临时任命,征战结束即将统兵之权上交天子。根据以上所述,文官武将在西周以前是不分的。   
    但周王室在春秋时已衰落,各诸侯都有自己的军队,据《史记》、《国语》记载,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国君,天子常亲自率兵作战,也有不少文官武将去领兵作战。例如《左传·隐公五年》中记载周桓王二年北制之战,郑庄公派大夫祭足、原繁、泄驾、公子伯和子元率兵抗击燕军,而那时大夫便是文武一体。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周襄王十四年,宋桑楚泓水之战,宋襄公统帅宋军,太宰子鱼和大司马公孙固辅助;楚成王派成得臣、斗勃等军将统帅楚军。再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楚昭王元年,吴军包围潜城,楚王派王麋(主管宫廷)、王尹寿(主管营造、手工业),统帅救兵增援。《左传》中的详细史实证明,文官武将直到春秋时也未分开。   
    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兴起并逐步掌握政权。由于以前不分国家的文武官员、卿、大夫等贵族平时管理政务,战时统兵作战,集军事政治权力于一身引起君权旁落弊端,于是统治阶级采取文武分职的办法,以相、将为百官之首。这样,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得以确立。相似的记录还可见于《尉缭子·王霸篇》、《吕氏春秋·举难篇》。所以,战国才出现了专职将军和独立的军事系统。这一点是得到公认的,并记载于《中国军事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   
    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扩大,士兵总量不断增加,军队指挥成为一种艺术。一支军队的指挥必须要有军事方面的专业知识,富有管理、训练和指挥作战的经验。《韩非子·显学》称:“明君之吏,宰相必起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史记》、《吕氏春秋·异宝》中,还有战国取消分封制,授给爵位的标准是看作战成果的大小,许多将帅都从军中选拔的记载。一批名将例如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等,正是遵循这个原则选拔出来的。这时,在朝中管理政事的只是文官,而且他们也不再率领军队出征。例如,著名的马陵之战和长平之战,庞涓统帅魏军,田忌(孙膑为军师)统帅齐军,王(后为白起)统帅秦军,廉颇(后为赵括)统帅赵军,而他们都是专职武将。   
    综上所述,史学界普遍认为,战国是文官武将分开的具体时期,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但是,也有人认为它始于春秋。至于到底是什么时候,也只能等考古发现来澄清了。   
   
第四部分:军事庞涓指挥过马陵之战吗    马陵之战是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战役,众所周知,孙膑在这次战役中杀死了庞涓,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这次战役。魏国与赵国联合在公元前343年末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第二年,齐魏王为救韩国而派大将田忌、军师孙膑,发兵攻打魏国。这场战争中,将军庞涓是魏国军队的指挥。他看到齐军援兵来到,便放下韩国转而攻打齐军。齐军军师孙膑献上一条妙计,让士兵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并且让军队一天接一天后退,第一天的行军营地有十万个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个灶,第三天再减为三万个灶,这就是著名的行军灶之计。三日后,庞涓行军到此看到这个情景,喜出望外,放弃步兵,率领其精锐骑兵日夜兼程来追齐军。孙膑在马陵设下埋伏,马陵地势极为险峻,道路颇窄。孙膑在一棵砍去树枝的大树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并在树的周围设下埋伏圈。果然,庞涓率领魏军在当晚追到马陵地区,想点火看看这树上究竟写了什么文字。庞涓还没有读完树上的字,周围隐蔽的齐军便已万箭齐发,魏军顿时乱成一团。庞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拔剑自刎,齐军趁此机会大败魏军。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来看,庞涓是指挥过马陵之战的,但在历史上还有另一种说法。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中的《擒庞涓》一篇这样记载:魏军大将庞涓在公元前353年也就是马陵之战前十一年的桂陵之战中,被齐军活捉。当时魏国攻打赵国国都邯郸,派将军庞涓带八万兵马出击。齐国也派将军田忌,军师孙膑领八万兵马去援助赵国。孙膑派“不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人先攻打守备森严、“人众甲兵盛”的平陵以迷惑魏军。结果齐国这两个大夫未进入平陵攻战,在路上就遭到了魏军侵袭,齐军大败。魏国开始骄傲轻敌,不把齐国放在眼里。接着,孙膑为了“以怒其气”,派遣轻战车到魏都大梁的郊外,让极少的士卒分散跟随在战车之后,显出一副兵少将寡的样子。正在全力攻赵的魏军统帅庞涓得知这个情况,并不知是骗局,转而率领精兵强将日夜兼程回到大梁与齐军进行决战。于是孙膑故意施计,追击到桂陵,生擒庞涓。《孙膑兵法》为孙膑弟子所写,它十分清楚地记载了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生擒庞涓的事,应该说可信度也是很高的。既然在桂陵之战中齐军已经俘虏了庞涓,他怎么还能在马陵之战中再指挥魏军作战呢?如果说庞涓在桂陵之战时已经中了孙膑伏兵狙击之计,他怎么会不吸取教训,在马陵之战时再次受骗呢?   
    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提到马陵之战的魏将是庞涓。如《魏世家》中说,当时魏军任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结果,魏在马陵失利,齐国擒住太子申,杀了庞涓。再如《田敬仲完世家》中说,这次战役齐国救韩,赵来打击魏,使魏军大败于马陵,虏太子申,杀大将庞涓。再如《六国年表·魏》在马陵之战的当年记载:“齐虏我太子申,杀将军庞涓。”   
    考察以上两种说法,关键就是庞涓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之间的经历,在这一段时间内,他是否被释放回魏国并重新担任将领?于是有的学者认为,桂陵之战,庞涓落入齐军之手,但不久后就被放出来了,又一次担任马陵之战中的将领,和孙膑再次交战。《水经·淮水注》引《竹书纪年》中的记载说,在桂陵之战的第二年,魏惠王调用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三国联军,齐国见局势危急,就传楚将景舍在中间调和,也就在这个时候,庞涓被释放。   
    但《水经注》中毕竟只是转引其他书籍中的记载,其真实性如何,魏军将领庞涓是不是被俘而又释,是不是再次东山再起,参加了马陵之战,至今仍无法确定。   
   
第四部分:军事汉高祖在“白登之围”中是怎样脱身的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让韩王信迁到代国,建都在马邑。匈奴兵攻打韩王,并用大军包围了马邑,韩王信因为受到汉朝猜忌,失去了信任,他害怕遭到诛杀,率领众军在马邑投降匈奴。   
    韩王信投降匈奴后,使得匈奴对汉王朝的实情了解得更加清楚,因而率领大军南进,越过句注山,向太原郡进发,不几日,便抵达晋阳城下。汉高祖亲自率领大军追击,当时正赶上天上降大雪,天寒地冻,士卒冻掉手指的十有二三。这时候冒顿单于假装败走,来引诱汉兵。汉军果然中计追击。冒顿把老弱残兵暴露在外,而将精兵隐蔽起来,于是汉高祖带领32万汉军乘胜追击。他率前队兵马首先到达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由于汉军大都是步兵,大队人马尚未赶到。正在这时,冒顿单于令10万精锐骑兵突然出击,把汉高祖重重包围在白登山(在平城东)。汉高祖被包围七天七夜,汉军内外不能互相接济军粮,士兵们七天未能吃上饭。而匈奴的骑兵士气高涨,西方皆骑白马,东方皆骑青马,北方皆骑黑马,南方皆骑红马。   
    汉高祖身陷在匈奴骑兵的重重包围之下,又没有军粮的接济,粮食断绝,情势万分危急。   
    这时,陈平献给高祖一计。他让画家画了一名美女,连夜派人从小道将美女图送给了单于的后妃阏氏,并且告诉她:“汉朝皇帝被困在这里,想把汉朝的这位美女献给单于。”阏氏害怕如此一来,自己便要失宠于单于,所以就对冒顿单于说:“汉朝天子也有神灵保佑,即使我们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也不一定能够占有它。”于是,匈奴网开一面,汉军才能得以突出重围。更有一些人说,陈平用数百个傀儡做成美女登城的样子,阏氏看见之后,怀疑是汉军献给单于的,惟恐夺了自己的宠幸,因此才为汉军解了围。   
    这次大战是汉王朝建国后与匈奴大军的第一次全面的交锋,最后却以汉高祖的白登被围和用计脱险而告终。此后,汉高祖对匈奴非常忌惮,并屡次告诫子孙毋与其轻开边衅。   
   
第四部分:军事西汉大将军李陵投降匈奴之谜    李陵(?~前74年)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年轻时为侍中建章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向汉武帝请求攻打匈奴,收复国土。汉武帝很欣赏他这种勇气,就准奏了这次军事行动。   
    李陵于这年九月率五千人从居延出发,经过了三十天的长途跋涉,到达浚稽山(约在阿尔泰山脉中段),在山下遇到了匈奴的军队。单于用三万大军包围了李陵军,李陵命令前队的人拿盾和戟,后队的人都持弓弩。他下令:“听到鼓声就向前冲,听到锣声就停止。”匈奴见汉军少,就一直向前挺进。李陵指挥弓弩手,千弩齐发,单于的士兵倾刻间死伤一大片,匈奴兵顿时大乱,急急忙忙向山上逃跑。汉军乘胜追击,杀死匈奴数千人。   
    就在这节骨眼上,李陵军中有一个叫管敢的兵士,被李陵的校尉韩延年辱骂,一气之下跑去向匈奴投降。他还向匈奴讨好,对单于说:“李陵的军队没有后备支援,弓矢也快用完了。”管敢还把李陵的排兵布阵告诉了单于。   
    由于单于洞悉了李陵的虚实,知道他是孤军作战,便放心大胆起来。他还按照管敢的主意,用许多骑兵攻打李陵。李陵率汉军向南走,还没有到汗山,弓矢都用光了,汉军被单于困在峡谷中。单于乘机用垒石攻打,汉军死伤惨重。最后致使李陵被擒。此时,边关便报李陵降敌。   
    汉武帝听说这件事后,十分恼怒。朝中大臣也都大骂李陵。单单太史令司马迁对皇上说:“李陵这个人诚实而讲求信义,他为国家常常奋不顾身。现在他处境不幸,我们应同情他。况且,李陵只带步兵五千人,面对匈奴八万大军,转战千里,弹尽粮绝,赤手空拳同敌人拼搏。这种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而已。他现在身陷匈奴,但是全天下的人都知晓他的战绩,他不死,估计是还想再为汉朝立功。”   
    司马迁的一番话,非但没打动皇上的心,皇上反而定司马迁“为陵游说”之罪,处以宫刑。从此,司马迁打消了仕进的念头,忍辱负重,专心致志撰写《史记》,以此来宣泄自己心中的愤懑。   
    那么李陵为什么向匈奴投降呢?事实是李陵在匈奴数年杳无音信,皇上派公孙敖带兵去设法抢回李陵。公孙敖去匈奴后无功而返,为了回复皇上、完成任务,他带回了关于李陵的消息,告诉皇上说:“听说李陵在那边训练匈奴兵,要攻打汉朝。”皇上听到这个消息,大发脾气,命人把李陵母亲、李陵弟弟及李陵的妻儿都杀了。其实,替匈奴训练士兵的人是李绪,一位早年投降匈奴的汉都尉,公孙敖显然是张冠李戴了。   
    就在李陵投降匈奴的前一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后来,李陵宴请苏武,李陵给苏武斟满酒说:“你不降匈奴,忍辱负重,名扬天下,功劳盖世。”李陵推心置腹地告诉苏武说:“我投降的目的原本是想找机会劫持单于,为国家效劳。却不料汉皇不了解我的心志,杀了我的老母和妻儿,绝了我的归路。”苏武说:“过去,我深知老友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但现在你的处境不同过去,是非功过,也只好由人们去评说。但是我决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   
    李陵听苏武说完后,长叹一声:“比起苏君来,我这个人真如粪土一般。”说罢,热泪纵横,起身吟唱了一首《别歌》:   
    “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一曲歌罢,李陵朝着南方跪拜不起,苏武望着他,叹息不止。这就是李陵“身在异族心在汉”的故事。   
   
第四部分:军事曹操赤壁战败之谜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打了败仗呢?一般人认为曹军失败的致命原因是遭遇火攻。《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黄盖“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纱于其尾。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展,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曹军败在火攻上,证据确凿。可是,随着社会进步,近些年来,有论者提出了许多关于火攻论的质疑。他们认为曹操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军队遭遇疾病瘟疫,导致战斗力丧失,而不是由火攻造成的,更为详尽的是,他们说是血吸虫病造成曹军赤壁战败的。   
    血吸虫论者也是根据史籍提出这一论点的。如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叙述赤壁之战时,并未提及“火攻”这件事。他说,曹公到了赤壁,与刘军大战,不占上风。后来发生瘟疫,士兵大部分都死了,于是带领部队回去。从曹军主帅曹操在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中可看出,他不承认失败是因为遭到火攻,其中写道:“赤壁之战,有疾病侵袭,我烧船而退,使周瑜白捡了这个好名声。”而曹操所说并不是惟一凭证,《吴书·吴主传》中也有曹操自己烧掉战船一说:“曹公烧剩余船而退败。”由此论者认为,火攻一说不足以取信。曹军失利主要原因就是瘟疫,即血吸虫病,其理由是:   
    第一,我国古代早已存在血吸虫病,远古医书中的周易卦象便有“山风蛊”之病症,在公元7世纪初的《诸病源候论》中也有关于血吸虫病一类的记载。现今,研究者在出土于1973年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的女尸肠壁及肝脏组织中也发现了大量血吸虫卵。由此可以看出,早在汉代,血吸虫病之患就在长沙附近存在着。大量调查资料表明,与赤壁之战有关的地区为血吸虫病发区,尤其是湖南湖北一带。   
    第二,论者根据赤壁之战的时间与血吸虫病的易感染季节推断,血吸虫病的流行季节正好是曹军迁徙、训练水军的秋季。曹军从陆地转战水中,是最容易染上此病的。血吸虫在人体中的潜伏期为一个月,它们在一个月以后才会使人出现急性症状。所以曹军在训练时期已经染上此病,个把月后,进入冬季决战时期,此病也已进入急性期,致使曹军遭受此痛折磨,不堪一击。孙刘联军也同样是水上训练和作战,为什么不会染上血吸虫病呢?关于这个问题,论者认为这要根据人免疫力的强弱来看。孙刘联军长期居住于南方疫区,具有一定抵抗力,即使得此病,也不会这么严重。曹军都是北方人,抵抗力差,所以患此病的症状严重,因而溃败。   
    然而,血吸虫病说也不可尽信,它比火攻论的争议还要多。《新医学》1981年11期与1982年5月25日的《文汇报》就这个问题相继载文展开争论,他们认为:   
    第一,曹操在邺而不是在疫区江陵训练水军,那里不是血吸虫病疫区,感染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第二,史书确实记载曹操烧船退军一事,但烧船的地点不在赤壁而在巴丘,时间不在赤壁大战时,而在曹军兵败退到巴丘时。   
    第三,血吸虫病的潜伏期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少数在两个月以上,潜伏期越长,发病的症状也就越轻,所以即使曹军在秋季患上了血吸虫病,到大战爆发时才发病,曹军的身体状况也不会很糟糕。   
    第四,曹操的水军大部分是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湖北人,跟孙刘联军的免疫力没有什么差别,除此之外,补充给曹操的刘璋军队也是来自疫区四川的士卒。所以,孙刘联军在免疫能力上与曹军没有高低强弱的分别。   
    火攻论不可尽信,血吸虫病说也有缺陷,那么,曹操在赤壁战败的原因,只能作为一个千古之谜留存于人们心中了。   
   
第四部分:军事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仅仅是为失街亭吗    “失街亭”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鸣的故事也家喻户晓,有很多人为马谡不平,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仅仅打败了一场战争,便要被斩,诸葛亮的军法是否太过严厉呢?但马谡被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仅仅是因为失街亭吗?   
    朱大渭在《马谡被杀真相》一文中指出,虽然失街亭是马谡“罪在必诛”的导火线,但是常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应因一次败仗就让将领“罪在必诛”。但就算街亭一战胜利了,按军法马谡也该杀,因为他不仅违反军法,而且还畏罪潜逃。因此朱大渭认为,马谡是违抗了诸葛亮的正确领导而失街亭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马谡举动失宜,违亮节度,大意为所破。”街亭的失守,不是一个小的错误,而是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马谡自作主张一手造成这个严重后果,按军纪应斩马谡。俗话说“军纪如山”,特别像诸葛亮这样的人物更是治军严谨。正像诸葛亮回答蒋琬时所说:“若不按军法斩马谡,谁还会服从指挥,如何能‘讨贼’呢?”朱大渭还指出,马谡不但不承认错误,还是罪出逃。按照当时军中的法规,如果将士临阵脱逃,就要被处死,所以失街亭正是马谡被斩的原因。   
    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马谡在战前颐指气使,吹嘘自己“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在战时,他骄傲轻敌,让军队驻扎在山上,舍弃有利地形,不切实际地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副将王平几次劝说都没有用,因而他是个赵括般的危险人物。马谡这个危险人物根本不是“杰出将才”,而只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因而司马懿听说诸葛亮派马谡来时,笑曰:“徒有虚名,乃庸才耶!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误事!”马谡领命时立过军令状,表示“若有差失”,则“乞斩全家”。但结果他令军队全军覆没,耽误国事,还使诸葛亮险些被司马懿所擒。因此综合以上因素,正是因为马谡在战前、战时、战后的各种表现的综合,造成了马谡的被斩,而马谡的被斩,绝不仅仅是因为失掉了一个小小的街亭。所以尽管马谡没有畏罪投敌,而且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临死前还留了一份遗书给诸葛丞相,使全军官兵感动得痛哭流涕,但诸葛亮最后还是杀了马谡以谢众人。   
    尽管马谡被斩还存在各种各样的谜团,但总之还是造成了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结局,让后人为之扼腕叹息。   
   
第四部分:军事成吉思汗的骑兵为何能横行欧亚    蒙古骑兵向来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攻城掠地,少有败绩。那么,他们为何能征善战呢?蒙古人打起仗来有许多办法,并且也善用策略,蒙古骑兵服从、骠勇、顽强的精神是他们胜利的最重要因素。蒙古骑兵纪律严明,即使因小事违反军纪,也动辄受笞刑或受死。所以,蒙古骑兵打起仗来非常勇猛,快速灵活,当然所向披靡,无可匹敌。   
    骑兵的勇敢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他们从三岁大就被绑在马背上,从此一生几乎都在马背上度过。蒙古马气力、耐力也非常惊人,它驮着骑者,能日行120公里,而且途中只需要休息一次,喝水进食。这样使得蒙古军队占尽优势,他们能迅速集中兵力,从而可以造成人马众多、声势浩大的假象。   
    蒙古军队的组织异常严密,而且调动起来灵活迅速。一万名战士分成十个千人队,一队分为十个百人队,这万名战士由大汗的一个亲戚或亲信指挥。两万人可组成一军。另外,大汗亲选一万名“体格矫健,技能好”的人,组成精锐的“护卫军”,在平时分为四班守卫,战时随大汗出征。   
    虽然全军的统一命令是由快马下达,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个别将领在作战时享有极大自主权力。军队消息非常灵敏,在大军前面有斥候部队,随时将敌情送回军队总部。   
    而且在斥候部队前面还有大量敌后探子,他们潜入敌城打探情报,扰乱人心。蒙古人特别喜欢结交商人,并招募商人从事谍报工作,可能是大多数商人惟利是图,比较容易收买吧!   
    此外,蒙古大汗还有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计划周详、时时刻刻对敌人施行心理战术。如果大汗想攻取的城市不愿意投降,那么,他们最终一定逃不掉屠城的下场。当时最大而兴盛的撒马尔罕和内沙布尔两城,就由于这个原因先后被夷为平地,居民无一幸免。这个消息传开后,别的城市就不敢抵抗。但是有的即使投降也不一定能避过厄运。基辅城中的俄罗斯王公投降前虽得到宽大保证,但最后还是给扔在饮酒祝捷的桌下活活压死。阿富汗西北边境赫拉特城的居民在听到赦免消息后走出城外,却被全部杀死,整座城也被夷为平地。   
    蒙古人虽然有时候不免会杀伤无辜,有时还驱赶老百姓到阵前作挡箭牌,却并不轻视他们征服的民族,反而热衷于学习。但是最后,他们逐渐沉溺于养尊处优的生活中,失去了游牧民族的活力。
第四部分:军事李自成下落难明    李自成本名鸿基,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参加张存孟的起义军。后义军逐渐壮大,李自成被义军称为闯将,崇祯九年,被推为闯王。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城,推翻了明朝的统治。而后不久,山海关一战,农民军遭吴三桂部和清兵的夹击,大败而归,李自成匆匆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随即放火焚烧明宫并撤出北京。以后,李自成数战数败,转战南北,于1645年行军至湖北九宫山时,遭地方乡兵袭击,李自成不知所终。直到现在,关于李自成的行踪仍无确切说法。综合而言,大致有两种:“九宫山说”和“夹山说”。对于李自成在九宫山上死亡的记录见于阿齐格向清廷的奏报和南明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的奏报。阿齐格在奏报中写道:“反兵逃窜至九宫山中,我军随后搜遍全山,不见李自成,李自成身边的随从共20人,被困,自缢而死。派遣一见过李自成者,前往辨认,但尸体已腐烂,不能够看清,是生是死,继续追查。”何腾蛟所写的奏报说:“在九宫山已将李自成斩首,首级不慎丢失。”以后这两封奏报成了多数研究史学人士的根据。   
    据《明史》、《小腆纪年》、《南疆逸史》等史籍记载,李自成到九宫山后,队伍散去,李自成本人被程九百等乡民所杀,同治《通山悬志》、嘉庆《湖北通志》都赞成此说。但是,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通山县新发现的《朱氏宗谱》、《程氏宗谱》为“九宫山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时,曾掀起一场关于李自成葬身何地的争论,最终李文治撰文考证李自成葬身之地为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郭沫若赞成此说法,学术界对这一结论也基本认可。因此闯王陵从通城县迁移至通山县九宫山牛迹岭下。但是,九宫山说亦有两点可疑之处,首先是“尸朽莫辨”,其次是上呈奏报的阿齐格和何腾蛟两人当时并未在九宫山,是从手下将士嘴里听到消息的。   
    首先对“九宫山说”提出疑问的是申悦庐,他认为李自成兵败后并未死于湖北,而是在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老死于湖南省石门县夹山灵泉寺。这个推断主要依据是清朝时期湖南澧州知州何所作的《书李自成传后》一文,何经过实地考察,询问当地老人,认为李自成在九宫山并未死去,而是制造的假象,以迷惑追兵从而摆脱清军。在从湖北公安逃到湖南澧州的过程中,大多数的部下见闯王大势已去,便纷纷另谋生路。到安福县境内,闯王甩开随从十余人,单独来到夹山灵泉寺削发为僧,也就是夹山灵泉寺的祖师“奉天大和尚”,法号“奉天玉”。李自成曾经称自己为“奉天倡议大元帅”,其中“奉天玉”隐含“奉天王”之义。奉天玉和尚于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死于灵泉寺中。何亲自见到了曾伺候过奉天玉和尚的老僧,据老僧讲,奉天玉和尚在顺治初年来到灵泉寺,说话带有陕西口音。寺内还收藏有奉天玉和尚的画像,与《明史》记载相符。留在澧州的起义军余部一直没有推举新的首领,也是由于李自成还健在的缘故。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章太炎赞同“夹山说”。他也到澧州进行过实地考察,还考察出李自成夹山隐居时,曾作诗百首来赞赏梅花,即《梅花百韵》,并搜集到其中的五首作为驳斥“九宫山说”的依据。一些出土的文物成为“夹山说”最具权威性的证据。在澧州发现建有奉天玉和尚的墓地并有骨灰坛出土,20世纪50年代在奉天玉断碑上发现有“子门徒已数千指中兴”等句,完全是一派将领的豪言壮语。重修夹山寺时,又发现刻有《梅花百韵》诗的残版,上面残留九首诗歌;同时还发掘到“永昌通宝”铜币(永昌是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年号),刻有“永昌元年”字样的竹制扇骨、铜制熏炉等。据史学家称,奉天玉和尚墓出土的符碑上面,刻有四句四言偈语,十分接近于李自成的家乡米脂的传统随葬符碑,其中有三句和在米脂地区出土的一块符碑上的三句完全相同,这与石门的传统发葬的习俗有明显区别。另外,奉天玉和尚有一弟子,法号“野拂”,他就是李自成的侄子李过,野拂所撰的碑文为何的说法提供了有力证据。   
    学术界对李自成结局的研究还会继续,随着研究的深入,或许会发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向人揭示这一谜案的真相。   
   
第四部分:军事太平天国的窖藏珠宝流落何处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令人叹息,然而太平天国巨额的窖藏珠宝的不知所终同样令人遗憾。   
    1864年7月,作为太平天国首都11年的天京(南京)失陷。围城三年的湘军蜂拥闯进了天京各个城门,他们目的就是抢掠,上至前敌总指挥的大头头曾国荃,下至军营里雇佣的民工、文职人员,都想发横财,当时传闻洪秀全和天国新贵收敛财宝都藏在此地。湘军三日三夜搜查全城,曾国荃和提督萧孚泗率先洗劫天王府,他们捞尽官衙甚至民宅的一切浮财,连同几万名女俘虏,一并作为胜利品带回去。但是,他们远不满足,“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因而认为还有更多财宝埋藏在地下各处。曾国荃抓到李秀成后,非常高兴,用锥尖戳刺他的大腿,把李秀成弄得血流如注。一方面是因为气恼李秀成守城坚固,更是为了紧逼李秀成说出天京藏金下落。曾国藩不久从安庆赶到南京,赞赏其老弟“以谓贼馆中有窖金”,又多次软硬兼施,追问李秀成藏金处。这也是李秀成被较晚处死的另一个原因。李秀成被俘之后,清朝皇帝也派僧格林沁、多隆阿来南京督促,李秀成却始终未透露太平天国天京的窖金事宜。   
    天京确实有窖金埋藏,曾国藩在城破后下令洗劫全城,但“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虽然湘军军令严明,但在“破城后,仍有少量窖金,为兵丁发掘后占为己有”。天京被攻破后,除抗拒的太平天国将士遇害外,尚有1000余人,即占守城精锐的1/3,随李秀成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则说“另有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上元人孙文川在《淞沪随笔》(手抄本)中认为“城中四伪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净尽”,但他说的也许是斗筲金银,而大宗窖金下落,并未见有著述,给后人留下一个谜团。   
    民间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 :在南京从前有个富丽堂皇的大花园“蒋园”,园主蒋某,绰号蒋驴子,据说他原来只是一个行商,靠毛驴贩运货物。因为有次运军粮,得到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垂青,被任命为“驴马车三行总管”。天京被围,内宫后妃及朝贵多用金银请人办事,“宫中倾有急信至,诸王妃等亦聚金银数千箱令载,为之埋藏其物”。《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则说:“有金银数千箱,命驴往,埋于石头山某所。”蒋氏后来因此发财起家,成为近代金陵巨富。《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中还说,民国初年,也有南京士绅向革命军都督和民政长官报告“洪氏有藏在某处,彼亲与埋藏事”,由此引起一些辛亥元老国勋的野心,“皆以旦夕可以财为期”,可是雇人多处寻掘,仍毫无收获。   
    这种事情,20世纪初多有传闻,众说纷纭,成为疑案。南京当年天王府遗址,至今只有西花园一角还隐约可见旧时面貌,据介绍,南京解放时期,有人听说洪秀全窖金的事,将园中湖水放干,但也一无所获。   
    窖金的下落究竟如何,传闻很多,却没有证据。曾国藩向皇帝奏报说没有发现藏金。然而《能静居士日记》中却说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资,即纵火烧屋以灭迹”。曾国藩兄弟俩当然所获很多,1866年5月19日的《上海新报》上记载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间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这时搜刮物似乎包括窖金。但天京窖金如藏了很多,那也不会全数遭挖掘的,很难排除确有更多的深藏巧埋之物至今仍未能发现的可能。   
    对于如此巨额的窖藏珠宝,当然会引起世人极大的兴趣,因此会众说纷纭,但这些珠宝的下落究竟如何,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谜。   
   
第四部分:军事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畔信函之谜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坚持进军四川,打算自立一国,结果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领军队左冲右突,未能血战脱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请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他把信写成后,用箭射入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正因为这两种说法各有凭据,成为一大疑案。   
    1908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所编《唐公年谱》印刷出版。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介绍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特别详细。文中说,石达开在“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复”。根据这种说法,唐友耕收到石达开的信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   
    1935年,四川泸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了石达开的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农报》上发表,标题《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萧一山在写《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时,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他说,他在成都黄某家中曾亲见致唐友耕“真柬伪书”一通,是用翼王所遗之柬贴转抄的。萧一山认为《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的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广东文物》按照萧一山的说法,有《石达开致唐友耕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太平天国》所辑此信据《广东文物》排印,因此唐友耕为收信人的说法流传较广。   
    但是,简又文先生认为紫打地农民高某发现的“三遣函,其致王千户与致唐友耕两通……可以为真品”,因此,他的说法与萧一山不同,但认为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是可靠的,“致唐函更见之《唐公年谱》,尤为可信”(《太平天国全史》中册)。   
    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这件事十分怀疑。他认为是唐鸿学将原收信人骆秉章盗改为唐友耕,他的意图是要为父亲脸上贴金。   
    石达开信中说:“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罗尔纲指出,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该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绿营兵的唐友耕说的。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李永和、蓝大顺在云南昭通府起义。当时唐友耕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来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更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唐鸿学知此破绽,故将“肩蜀巨任”改为“当得巨任”。石达开对唐友耕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在信中怎么会称唐友耕为清朝大臣呢?石达开说“并望贲驾遥临”,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唐鸿学将原信改为“拜望台驾近临”。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的话,但是,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以上种种破绽,可以证明此信是写给骆秉章的。   
    1945年,都履和根据李左泉《石达开江被困记》整理修而成《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的文章是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的,来源可靠。   
    罗尔纲认为,《农报》所载高某发现的抄本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真实的,是没有经过唐鸿学篡改的。石达开这封信的收信人应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总之,石达开到底将信写给了谁仍旧只是推测,为什么日期不对也是一个难解之谜。   
   
第四部分:军事太平天国将领流亡海外有多少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其将士流落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是逃避到海外去了。   
    那么究竟有哪些人出奔、安居海外呢?这里说的海外,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南亚、美国等地,这些地方都在清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外。   
    毗连广东的香港是太平军将士逃亡海外理想的落脚点和桥头堡。早在天京内讧后,能文善武的赖汉英目睹同室操戈,所以对太平天国失去了信心,从南京溜出,在香港寄居多年后于20世纪初始返回家乡。此说有传奇色彩,不足为信。但实际上,天京沦陷后,确实有些太平天国人物匿居香港。现在有记录的是曾担任水军司令官的森王侯裕田,他暗运军火粮食接济太平军漳州余部,明里则开设金成泰店,后来和另一个匿居香港的人先后被引渡到广州杀害。   
    据简又文调查,到香港避难的还有洪秀全的三个本家侄子:琅王洪魁元以磨剪刀掩护 ;后来当上警察的王洪绍允初以贩卖咸鱼为业,最后又在九龙红开设广济堂药店;瑛王洪春魁逃到香港后改名为洪和,自卖身为猪仔赴古巴充任挖鸟粪劳工,后返香港悬壶行医,后来辛亥革命前夕,策划建立“大明顺天国”的洪全福就是他。   
    上述仅是能够列举名字的头面人物,随着岁月流逝,其他流亡海外的人因缺乏文字和口头传说,其事迹就不得而知了。   
    不少的太平军成员赴美国,这与美国要开垦西部时需要大量劳工有关,19世纪中期是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也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工。英国少校、“常胜军”领队戈登在攻陷苏州后,将太平军俘虏充作猪仔,用兵轮装到海外圭亚那等英国殖民地当苦工,可见美洲也是需要劳工的。那么这些太平军成员为什么要横渡太平洋跑向美洲呢?像洪仁长子、能以英文会话的洪葵元,在天京失陷后出逃到广东浮海,后来到美国哥朗帮工,后就寄住南美洲英属圭亚那。据广东花县纪念馆调查称,洪仁的后代在美国是确有其人的,流落南美洲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的太平军将领中还有国民党元老陈友仁的父亲。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已不再是封闭世界了。在此大背景下,太平军将士在失败后在大陆不能安身时,是懂得出奔海外的,所以就产生上述的真真假假的多种说法。囿于时空因素的限制,这里所举的每种说法,即使是言之凿凿,也还是事隔多年,后人的调查和追记,至于臆测、推理和编造那就在所难免,为什么对太平军将士流亡海外有这么多种说法,而匿居在香港和海外的太平军究竟有多少?看来还得随着今后文化学术的频繁交流,方能有较多的资料证实。   
   
第四部分:军事曾国藩伪造了《李秀成自述》吗    《李秀成自述》据传是李秀成自己作的,这对评价他的功过及考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有重大的意义。但自1864年《李秀成自述》的曾国藩刻本问世以来,人们就对其真实性提出了种种怀疑。   
    呤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就提出了质疑:“1852年,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前,满清官方即已捏造了一篇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李秀成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   
    《李秀成自述》各种不同版本又陆续出现,人们围绕其真伪问题,提出各种截然不同的看法。1944年,罗尔纲根据广西通志馆从湖南湘乡曾国藩后人家中抄录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抄本及拍摄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一部分照片,从内容笔迹、语汇、用语、语气等方面作出仔细的鉴定,认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李秀成自述》确是李秀成亲笔”。1956年,有人以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笔迹的专家审定为依据,提出曾氏后人所存的《李秀成自述》乃“曾国藩所伪造”。正当讨论深入之时,曾氏后人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不久,戚本禹的奇文《评李秀成自述》、《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又先后发表了。   
    1979年和1984年荣孟源两次撰文断定:“《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   
    陈旭麓针对荣孟源的看法认为:“《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的亲笔。”他说,字句的款讳问题可能仅仅是李秀成的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然后他又提出疑问:《李秀成自述》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他的第四代曾孙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非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众呢?   
    还有人认为,《李秀成自述》不但是李的真迹,而且是完整无缺的,即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至于《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最末一句话“实我不知知也,如知”说明李秀成已经“彻肠彻肚”,实在无话再说了。   
    《李秀成自述》真伪之争,在国际上也引起不少人的关注。1978年4月8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坦率地对《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提出了看法。他说:“如果像曾国藩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卖国贼官吏竟然会不去充分利用被俘的李秀成来进一步达到满清的目的,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他可以先鼓励李写下他本人的历史,然后再通过专家在同样的纸张,以同样的文风,添加上有害于太平天国事业的东西,之后在显示他本人宽宏大量的同时,对全部东西加以编辑剪裁。”他还说:“由于自首书是经过篡改的,所以,曾国藩对它显得神经过敏。他曾命令其家属不得给他人看这份自首书。我曾亲自在上海听见过他的孙子说过这件事。”《李秀成自述》的台湾原稿影印本的英译本译者、伦敦大学柯文南则说:“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能细查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他亲手写的,而看不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性的遗漏。”   
    《李秀成自述》是真是假,在学术界已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如能证据确凿地做出一个考证,当对学术界有一个极大的贡献。   
   
第四部分:军事甲午战争日军登陆之谜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是清政府的一个耻辱,当时,日军首先在山东登陆,然而,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一说荣成登陆。甲午战争时期的荣成在今荣成县城崖头东北80多里的龙须岛西部。甲午战争期间在北洋舰队“定远”舰任职的陈兆锵持此说。   
    二说龙须岛登陆。持此说者较多。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日军登陆的当天,将日军活动情况电告李鸿章,电文中说:“两船向龙须岛驶,二十二船在灯塔处或二英里处或八英里游弋,必是倭船有登岸之举。”北洋海军覆亡时,《会陈海军覆亡禀》中有记载说:“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95年1月20日),倭以水陆劲旅自龙须岛登岸,破荣成县城,攻桥头等隘。”(《甲午战争有关奏折史料》,国家图书馆藏)另外,曹和济所撰写的《津门奉使纪闻》中亦持此说。   
    三说落凤港登陆。落凤港位于龙须岛南侧、荣成湾的北端。山东巡抚李秉衡在日军登陆的第二天电告清廷称:“昨调倭岛、里岛防营折赴龙须岛,尚未赶到,而倭人于落凤港登陆,径赴荣成县。”甲午战争期间曾一度上书言事的易顺鼎说:“二十五日,倭以运船四十艘,载陆兵由落凤港登岸,扑荣成县。”(见于《盾墨拾余》)池仲在《海军实记·述战篇》中亦持此说。当代史著,未曾采用此说。   
    五说金山嘴登陆。在日军登陆的第二天,当时镇守威海卫南帮炮台的总兵刘超佩将日军登陆和中国军队抵抗的详细情况电告李鸿章,电文中这样说:“二十五日早四点钟,倭船三四十只在龙须岛、倭岛、里岛游弋,嗣于龙须岛、倭岛交界之金山嘴水深处下兵……贼兵蜂拥而上,枪队不能存身,退回荣成。”   
    由此可见,日军登陆具体地点之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第五部分:名人“梦生”还是“野合”孔子出生之谜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几千年,孔子作为儒家思想这种封建统治思想的创始人,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加封,头衔众多,成为万世师表。可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孔子的出生情况如何呢?这个问题颇为引人注目。   
    关于孔子的出生情况,现在的史书多是一笔带过,模糊不清。例如,范文澜先生所著《中国通史》第一册就有这样的记载:“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先世是宋国贵族,曾祖父逃难到鲁国。父叔梁纥,曾做鲁陬邑宰……孔子生于前552年,卒于前479年,年七十三岁。”其他的史书大致上也都是这样记载的,包括翦伯赞先生所著的《中国史纲要》,有的史书记载更少。综览各种史料,目前关于孔子出生的情况,学术界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野合”而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一说是在野地里苟合,而唐朝人认为,“野合”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孔子之父叔梁纥年老而母亲颜征年少,故两人结合不合礼仪。司马贞《史记索引》就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年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   
    第二,祈祷而生。这种观点的神话色彩浓厚,说孔子的母亲在尼丘山和他父亲一起祈祷,感动黑龙的精灵而怀上孔子。东汉郑玄《礼记·檀弓正义》引《论语撰考谶》说:“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显然,这种说法非常荒谬,无非是儒学的后继者们为了神化孔子所作的附会之辞,不足为据。   
    第三,梦生。这与上一种说法一样出于谶纬书中,带有明显荒诞的迷信色彩。因为如果不在出生问题上故弄玄虚,使之与凡人不同,以尊其为神,孔子就不能成为“圣人”,他的观点主张又怎能为世人信奉呢?   
    第四,私生子。蔡尚思等所著《孔子思想体系》一书提出此说。该书详细列举了作者历年积累的资料,认为颜氏既然长期向孔子隐瞒其父的事情,说明颜家必定远离孔家。再加上孔子自称“吾少也贱”。这些无不证明颜氏家境贫寒,可能是奴隶或平民之女,与叔梁纥的身份截然不同。所以,该书认为,所谓“野合”,实际上是老奴隶主叔梁纥在野外强暴颜氏而生孔子,即孔子是私生子。这一结论重新解释了《史记》等书中所述的“野合”。   
    在这几种说法中,“祈祷而生”与“梦生”这两种说法固然不足为信,就“野合”这种说法而言,究竟该如何解释,也还没有定论,但不论怎样,尽管孔子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动”,但是极有可能孔子自己就是个“非礼”的产物。   
   
第五部分:名人西施最后的归宿如何    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是春秋末期越国的一名浣纱女,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之所以能名见史册,是因为她不幸成为两个国家斗争的主角,吴王夫差对之宠幸有加,也因为她对越国放松了警惕最终被越国打败。   
    那么,吴国灭亡以后,这位美貌的女子究竟归宿何处呢?早期的史书所记录的,都是一代红颜薄命的下场,立了功却最终被越王装进皮袋沉到江里。《墨子·亲士》篇就说:“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美也。”《太平御览》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中有关西施的记载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鸱夷”,就是皮袋。这与上述记载相同。另外,唐代诗人皮日休也有《馆娃宫怀古》五首,第五首是:“响廊中金玉步,采苹山上绮罗身;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这些记载均说西施最后被沉于水。但是后人不忍这位绝代佳人有如此可悲的结局,于是流传出西施和范蠡偕隐西湖的美满姻缘的故事。范蠡是当时越国的大夫,帮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灭亡吴国,因深知越王勾践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于是隐姓埋名出走。本来范蠡和西施没有任何关系,但因有范蠡泛于西湖的传说,后人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如花美眷西施为伴,同时也给西施安排了一个虚假的美满的结局。《越绝书》是东汉袁康所撰,记吴越两国史迹及范蠡等人的活动,多采传闻异说。例如《越绝书》就这样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代诗人杜牧在所作《杜秋娘诗》中有句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不作皮袋解释,而指的是范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范蠡亡吴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姓氏书辨证》卷三中也说,范蠡到了齐国以后,自号鸱夷子。   
    民间还有一些纪念范蠡与西施爱情的场所。说是在范蠡送西施去吴国途中,二人情难自抑,双宿双栖,生下一子。等他们一路磨蹭到吴国时,孩子已能张嘴说话。至今吴越间还有一“爱子亭”,用于纪念范蠡与西施的爱情结晶。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传说中这个孩子后来送给别人抚养就再也没有找回。   
    《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与《货殖列传》都提到范蠡却没有提起西施,就更不用说她和范蠡有什么关系。是司马迁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传说,还是司马迁特意不写进去,今天就无从知晓了。因此有关西施的结局众说纷纭。是被沉于水,或者跟随范蠡归隐于西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结局,这仍是有待探索的谜。   
   
第五部分:名人孟姜女哭长城是否真有其事    “孟姜女哭长城”是我国流传千古的古代民间传说,可谓妇儒皆知。为了纪念那位万里寻夫的孟姜女,山海关被后人认为是孟姜女哭长城之地,并在那里盖了姜女庙,登临庙宇的游人,无不动容。但有人认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纯属虚构。因为被指定为“孟姜女哭长城”之地的山海关所有的长城是秦朝以后才筑起的,而秦始皇所筑长城距山海关北去数百里。历史上有过哭倒城墙的记载,但故事发生的时间比秦统一六国要早得多,因此和秦始皇根本没有关系。   
    唐末有一首《杞梁妻》,诗中说杞梁妻为秦国人,她去长城哭吊筑长城而死的丈夫,“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到了宋代广为流传的杞梁开始有了姓,但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说姓范,有说姓万,还有叫杞郎或喜良的。南宋郑樵曰:“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看来孟姜女哭长城是由杞梁妻的故事演变而来的,而故事最后大致形成于北宋年间。   
    故事、传说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实际上并没有孟姜女哭长城这件事。但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生动性与悲剧色彩,成了各朝各代人们借题发挥的素材。有种观点就认为,根据历代时势和风俗的不断变化,孟姜女哭长城也在不断变更。战国时齐都中哭吊盛行,杞梁战死而妻哭吊便是悲剧的材料。西汉时,天人感应之说盛行,杞妻的哭夫便成了崩城和坏山的感应。到了六朝、隋唐间,乐府中出现送衣之曲,于是送寒衣的内容增加了。可见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顺应了文化演变的潮流,随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并在民众的情感和想像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   
    但也有人根本否定孟姜女即《左传》中的“杞梁之妻”,认为在封建社会,民不聊生,哭夫的题材并不少见,《左传》中也有记载,因此单凭哭夫就作出了论断,不能令人信服。还有的说,好端端的长城,竟然城墙被一位妇女哭塌了,过于荒诞。再说,齐国的孟姜女被捏造成秦国的孟姜女,攻打莒城被改为修筑长城,这是故意往秦始皇身上栽赃。   
    2000多年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以故事、歌谣、戏曲等多种形式流传于我国广大地区。其故事的真实程度早已被撇到一边,人们欣赏的是孟姜女身上那种坚贞不渝的爱情和对统治者的坚定的反抗精神,真是“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宋文天祥书孟姜女庙楹联)。   
   
第五部分:名人王昭君出塞之谜    王昭君,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昭君出塞”的故事让风华绝代的王昭君在历史上据有一席之位。   
    这个故事在《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等正史中都有所记载。但有关她出塞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王昭君因自傲,未买通画工毛延寿,因而被丑化。未能遭皇上宠幸的昭君觉得在宫中没有意思,于是自请去匈奴。经汉元帝同意,她便出塞去和亲了。   
    据《汉书·元帝纪》和《西京杂记》所载:“王昭君,西汉南昭秭归(今属湖北)人,名嫱。”晋时为避司马昭讳,她又被称为明君和明妃。相传,她是齐国王襄的女儿,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17岁的王嫱被选入宫中,汉元帝是按画工的画像选宫女的,为了能被皇上召幸,深居后宫的宫女们,总想让画工把自己画得美点。所以,她们不惜花费重金贿赂画工。   
    王昭君初入宫廷,第一不懂这些规矩,因而没有准备这笔贿金;二来觉得自己天生美貌,不怕皇上不召见。据说,画工毛延寿在画王昭君的眼睛时,便开口说:“画人的传神之笔在于点睛,是一点千金呀!”对毛的暗示昭君虽心领神会,但没有买他的账,反而讥讽了他几句,毛延寿见她如此傲慢,便把那点该点到昭君眼睛上的丹青点到了她的脸上。多了这么一点,王昭君因而苦守了不知多少时光。   
    这时,恰好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要与汉人和亲。王昭君久居深宫,觉得面见圣上无望,积怨甚深,便主动要求离汉宫去匈奴。汉元帝原想她毫无姿色,因此同意了她的要求。   
    到了呼韩邪单于与昭君离开的那一天,汉元帝见王昭君丰容盛饰,美冠汉宫,不禁大吃一惊。他本想留下她,可是怕与人失信,只好忍痛割爱,让王昭君出塞和亲。据传,后来汉元帝对画工毛延寿大为恼火,想要杀掉毛延寿等画工。   
    王昭君到了匈奴,生儿育女,俨然一个贤妻良母。可是好景不长,没几年,呼韩邪单于驾崩。阏氏之子继位。依匈奴习俗,王昭君要嫁给继子为妻。昭君不从,上书汉朝要求回汉宫。此时元帝已死,成帝即位,成帝敕令她从胡俗,无奈之下昭君又成了单于阏氏。又传,王昭君觉得屈辱,最后服药而死。   
    历史上还有一说,王昭君之所以出塞,是毛延寿设下的救国计策。宫廷画工见王昭君美貌异常,怕汉元帝贪恋其美色而步纣王后尘,于是将昭君有意丑化。后汉元帝见昭君真面目虽想反悔但最终忍痛割爱。历史上一些文人大大赞扬了毛延寿此举,认为他这样做不但使元帝免于沉溺女色之祸,而且昭君出塞确实对边疆的安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史中记载,王昭君出塞和亲,对汉边疆的安宁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从此,汉匈关系和睦,这说明政治联姻对于汉匈外交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五部分:名人造纸术始于蔡伦吗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造纸术的发明者是东汉宫廷宦者蔡伦。据传,蔡伦从小就对造纸很感兴趣,他经常看着竹子的内膜发呆,心里想道,要是字写在这簿薄的竹膜上,不是比写在竹筒上要方便得多吗?于是他就用竹膜试验,但是经过很多次失败之后,他意识到竹膜太薄,根本无法写字,于是他想到要加进一些与竹膜一样质地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必须坚韧,他开始尝试用一些棉、麻试验。在千百次的试验之后,他成功了。正史中关于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南朝宋代范晔的《后汉书》里。《后汉书·蔡伦传》说:“(蔡)伦乃造意用树肤(皮)、麻头及蔽布、鱼网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来的教科书都用此说。   
    然而,许多考古发现证实,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是蔡伦。在西汉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学会了造纸。   
    在比《后汉书》更早的东汉官修国史《东观汉记·蔡伦传》(已逸)中记载:“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原书只说蔡伦主管(即“典”)少府所属尚方造纸,根本没有蔡伦发明纸的意思。蔡伦于公元75年入宫为宦官,后因卷入宫廷内讧而服毒自杀。所谓蔡侯纸实出于尚方内众工匠之手,而决非身为尚方令的蔡伦所亲制。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丈弼于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西汉麻纸。但是,此纸没有经科学鉴定,便毁于1937年的战火之中。   
    到1957年,人们又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灞桥的一个砖瓦厂发现了一座西汉古墓,墓中有一个铜镜,用麻布包着铜镜,有一叠古纸,共88片,最大的有100平方厘米大小,最小的只有12平方厘米,平均厚0.139毫米,稍厚于现在的新闻纸,是用麻纤维做成的。   
    到了1973年和1974年,又有两片西汉纸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发现了,一片有400平方厘米大小,是用大麻纤维制作的,其年代大约在西汉宣帝时期,另一片有103.5平方厘米大小,是用麻、线混合制成的,其年代大约在西汉建平年间。   
    到了198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天水发现了一张西汉天水地区的纸画地图。该地图出土时被放在死者胸部上面,残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面光滑平整,是用细墨线条绘制的。这张纸大约有14平方厘米,出土时已非常残破,但却是我国劳动人民在西汉时期就已掌握了造纸技术这一史实的有力证明。   
    从1990年到199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发现了24片汉代麻纸,其中4块书写有字,这纸和1500多件有确切纪年的简牍同时发现,其年代当是西汉宣帝到哀帝时期。这说明西汉不仅有纸,而且开始用纸来进行书写。   
    上面这些重要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 :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是东汉蔡伦。远在西汉,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造纸术;蔡伦的贡献是改进了造纸术,使造纸业的发展更进一步。也因为他在造纸术方面的改进,使得后来的史书将其列为造纸术的发明者。这同时反映出,造纸术在蔡伦改进之后技术水平的确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书写也较以前更为方便了。   
   
第五部分:名人“闭月”之貌出谁家—貂蝉身世之谜    在古代四大美人中,最迷人的当属貂蝉了,因为她竟让英雄豪杰为之神魂颠倒 ;也数她最不可捉摸,因为人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她的本来面目。关于她的身世,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她是王允的歌妓。王允,东汉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字子师。初为郡吏,灵帝时,任豫州刺史,献帝登基后任司徒。王允为了铲除董卓,想用美人计来达到目的。于是他想到了貂蝉,王允对她说明了其中情由及利害关系,并要求她助一臂之力。貂蝉按王允的要求,以她的美色挑起了吕布和董卓之间的矛盾,最后,利用吕布杀了董卓,为王允排除异己立下了汗马功劳。事成后,貂蝉在花园里为王允祈祷拜月,正巧此时有一片彩云遮月。王允见之曰:“貂蝉美色使月亮躲到云后面去了。”据此,后人都传说貂蝉有“闭月”之容。   
    第二种观点认为她是董卓的婢女。董卓,东汉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字仲颖。本为凉州豪强,灵帝时,任并州牧。昭宁元年(公元198年)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曹操与袁绍等起兵反对,他挟献帝西迁长安,自为太师,后来为吕布所杀。据《后汉书·吕布传》载:“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常小失意,卓拔戟掷之,布拳捷得免。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侍婢情通,益不自安。”这段记载的就是凤仪亭掷戟之事。由此可知,貂蝉是与吕布情通的董卓婢女。   
    第三种观点认为她是吕布之妻。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载 :“建安(汉献帝年号)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阁外,同声大呼,布不知反将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又载:“布欲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将骑断太祖(曹操)粮道,布妻谓曰:‘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在蹉跌,将军当于何自立乎?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赖得庞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须顾妾也。’布得妻言,愁闷不能自决。”这里描述的这位科头袒衣的妇人,就是吕布之妻貂蝉。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她是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据《三国志·关云长传》注引《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布于下邳,云长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云长心不自安。”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秦宜禄的妻子是很有姿色的。另外,因为关羽先想娶其为妻,可是由于曹操“自留之”,所以引起关羽的妒忌。他妒火中烧,一刀便把秦宜禄的妻子给杀了。元人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就是以此事创作而成。因此,秦宜禄之妻也成了传说中的貂蝉。   
    貂蝉作为四大美女之一,其最后的命运却很悲惨,正应了红颜薄命之说。   
   
第五部分:名人曹植在《洛神赋》中写的神秘女子是谁    位列“三曹”之一,素以文采见长的曹植在他一生的作品中,除七步诗之外,《洛神赋》便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了。但曹植在《洛神赋》中所写的洛水之神到底是谁呢?   
    甄后,是曹丕的妃子。作为小叔子的曹植居然动了爱慕之心,这就兄弟之道言,是其不义,就君臣之道言,是其不忠。不义不忠,大逆不道,成何体统?于是从古至今,便有一支浩荡大军,来辨伪正本,口诛笔伐。唐彦谦曾经说:“惊鸿瞥过游龙去,虚恼陈王一事无。”陈王,就是指曹植。宋人刘克庄却说,这是好事之人乃“造甄后之事以实之”。明人王世贞又说:“令洛神见之,未免笑子建(曹植字)伧父耳。”清代又有何焯、朱乾、潘德舆、丁晏、张云等人,群起而鞭挞之。把他们的论点综合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点:第一,曹植爱上他的嫂嫂很不可能。他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写《感甄赋》。丕与植兄弟之间因为政治的斗争,本来就很紧张,曹植写《感甄赋》,岂不是色胆包天,不怕掉脑袋了吗?第二,图谋兄妻,这是“禽兽之恶行”,“其有污其兄之妻而其兄晏然,污其兄子(指明帝)之母而兄子晏然,况身为帝王者乎?”第三,李善注引《记》所说的文帝曹丕向曹植展示甄后之枕,并把此枕赐给曹植,“里老所不为”,何况是帝王呢?极不合情理,纯属无稽之谈。第四,《感甄赋》确有其文,但“甄”并不是甄后之“甄”,而是鄄城之“鄄”。“鄄”与“甄”通,因此是“感甄”。曹植在写这篇赋前一年,任鄄城王。第五,《洛神赋》一文,是“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就是说赋中所说的“长寄心于君王”。后来的人否定感甄说不过是重复这些观点。如果说有所增加,只是说,14岁的曹植不大可能向曹操求娶已经24岁的已婚女子为妻。   
    与此相对立的是小说传奇和一些诗人,有的作者干脆认为洛神就是甄后。《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一《萧旷》篇和《类书》卷三十二《传奇》篇,都记述着萧旷与洛神女艳遇一节。洛神女说:“妾,即甄后也……妾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魂遇于洛水之上,叙其冕抑。因感而赋之。”李商隐在他的诗作之中,曾经多次引用到曹植感甄的情节,甚至说:“君王不得为天下,半为当时赋洛神。”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甄后》篇中,甄后大骂曹操、曹丕,说“丕不过贼父子庸子耳”,连父带子一块骂。后面还有一段评语是这样的:“陈思时一见,《感甄赋》不虚作矣。”   
    综观千百年来的争论,对立的双方都没有拿出充分而直接的证据来说明是感甄或不是感甄,大多是推论。如果说是感甄之作,用什么确凿的材料来推翻否定者所提出的六点疑问?如果不是为感甄而作,那曹植又为什么写这篇《洛神赋》?如果说是寄托君臣之道,作为政治上屡次受其兄长迫害的曹植,会产生《洛神赋》中所表现的那么真挚的感情吗?似乎也不可能,所有的这一切仍旧是悬而未解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