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用指北针多少钱:读懂这些受益终生《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第一文库网 时间:2019/09/19 00:25:07
        第三篇  中国古典思想流派

 

第一章     

1.概述

 

我国有明确纪年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841年,这一年发生了“国人暴动”,推翻了周朝的第十个皇帝周厉王,臣民拥戴周公和召公共主国政,称为“共和行政”。公元前828年周宣王继垃,他废除集体耕种的籍田制,促成了“宣王中兴”。宣王驾崩后,太子宫涅继位为周幽王,宠美女褒姒,引起原皇后申后的不满。申后的父亲联合犬戎攻周,杀死了幽王,申后的儿子继为周平王。平王将王室从镐京(今西安西南)东迁到洛阳,开始了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初年,郑庄公称霸,打败了卫,宋、陈,蔡等国,主持朝政,要挟天子。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诸侯国伐郑,被郑国打得大败,而且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周王。“郑伯射王中肩”,从此周王无—仁的地位威信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郑国之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称霸。后来,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等又相继为雄。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周天子失去控制全国的权力,诸侯不听天子的号令。在诸侯国,大夫专权,挟制王公,政权逐步下移,“陪臣执国命”。与政权下移相联系的是对周礼的践踏,例如,周礼规定只有天子能享用八佾(yi,每佾八人)的乐舞,诸侯六佾,大夫四佾,而鲁大夫季氏竟用八佾。孔子认为,季氏的越礼行为不是小事,他气愤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

为了救危扶困,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和礼治传统,孔子提出以“仁”作为调整君与臣、国与国、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因为在孔子看来,天下无道、君臣相欺、诸侯争战、人间杀戮的原因是不相爱,是不仁。

什么是“仁”?孔子认为,“仁”即“忠恕”,凡是自己想满足的,就要想到也让别人满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就是”忠”。如果自己不愿意的,也不要强求别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恕”。在这里,孔子是要求人们以自己作参考比喻(“能近取譬”),由已推及别人。

孔子又说:“克已复礼为仁”,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是孔子的最高社会理想。弟子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曰:“也必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可见,“正名”为治世之首务。所谓“正名”,也就是让君臣父子等各种社会关系符合他的称呼,即君要象个君主的样子,臣要恪守臣民的本分,父要象个父亲的样子,子要符合子的行为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才是“天下有道”。如果君子胡作非为,臣下欺上僭主,儿子父亲拳脚相加,那么天下就大乱了。只有人民做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才是真正“文明”的太平社会。

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其中最有名的后期儒家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孟子为孔子的仁义学说奠定了性善论的基础,并提出仁政学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荀子则将孔子“复礼”(恢复旧礼)的要求变为科举官僚制度的新礼主张:

“虽王公士大大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尤其可贵的是,荀子还是最先提出战胜自然(“戡天”)的中国哲学家,他的“天人相分”的理论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

自先秦之后,儒家出现了董仲舒的大一统政治哲学、程颐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王夫之等人的批判性思潮。尽管有这些变化,但总的来说,二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并没有脱离孔学的窠臼。

 

2.孔子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他以儒家学说开辟了“百家争鸣”的光辉时代,他的思想塑造和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

孔子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哲学家,他曾经被尊为“神”,后来又被视作“鬼”,一直与“人”无缘。他的学说,要么被“尊”,要么被“批”,其内涵精神早包被人偷换,而定于一尊或批倒批臭的是改头换面的东西。

其实,孔子只是一个正常的人,只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已。不过,作为伟人,他也有不同凡响的地方,这不是指他有“神”的伟力,或“鬼”的缠绕,有束缚和惩治中国人的本领,而是指他人格的伟大。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他于公元前551年出生于—个衰落的贵族家庭,父亲做过鲁国的地方官。孔子幼年即丧事,家境贫寒,幸好这并没有影响他的读书生涯,相反,还有助于磨练他的坚强的意志。后来,他周游列国,身处逆境,仍然表现出处变不惊和矢志不移的精神,这恐怕与他早年的品格锻炼很有关系。孔子只做过三个月的鲁国的司寇(司法部长,有宰相的权势),大半辈仕途不得意,郁郁不得志。这并不是说孔子喜欢做官,而是指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这一点,对于追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哲学家来说,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正是在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之时,正是在他受人围困、危在旦夕之时,正是在他忧愤之余,吐露“贤者避世”的隐情,而最终还是不愿“与鸟兽同群”之时,才真正表现出他的人格的力量。

孔子十分强调人格的作用,对自己承担的历史重任也充满了信心。在“匡”这个地方,受到匡人围攻,他临大难而不惧,说:“只要老天不灭文化教养,匡人能拿我奈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宋国贵族桓tui要加害他,他说:“老天降大任于我,桓tui能拿我怎样!”(天生德于予,桓tui其如予何!)可以说,孔子以身作则地实践了自己对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伟大人格的自觉追求。

相信人格的巨大力量,追求人格的完满发展,这就是孔子思想的精华。

孔子称赞“可以托六尺之弧,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之士!

孔子颂扬“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精神;

孔子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豪言壮语;

孔子实践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伟大品行;

他有着强烈的个人意志和巨大的历史使命感:“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古代宣布大政前的大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他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君子谋道(谋求真理)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

他感叹时间的流失,不知疲倦地学习:“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时光不再多留给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是他的生涯的写照;

“泰山从此崩溃吗?梁柱从此折断吗?哲人从此安息吗?(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这是他的临终遗言。

孔子就是这样,把品格的培养和意志的锻炼放在人生的首位,追求人格的完美,实践人格的力量。

孔子从四个方面塑造伟大人格:

首先,他勤奋学习,以知识充实自己。他整理和修订了《易经》《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春秋》等书籍,对保存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读《易经》,竟然达到“韦编三绝”(书的连线断了三次)的地步。孔子不仅自己“发愤忘食”地学习,他还提出了一整套的教育思想,培养和教授了“三千弟子”。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独立的教师(在此之前,教师只是贵族的门客),是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不分身份和地位,人人有权接受教育——的思想,他的“性相近,习相远”——承认人的天赋智力无重大差别——的思想,他的“学而不思则罔(茅塞不开),思而不学则殆(误入迷津)”——学习与创造性思维相结合的思想,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对于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孔子认为,通过这样的严谨的治学和治教态度,不知疲倦的求学精神,是可以获得和培养出伟大人格的。

第二,通过道德修养以树立伟大人格,孔子认为,一个人做事,必须是道德的,必须符合“仁”的要求。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答道:“爱人”,意即爱怜、厚待和尊重别人。在当时武力杀伐、人与人相欺的乱世,孔子提出“仁”无疑包含了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孔子的理想就是要以“仁”作为解决统治者纷争的准则,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第三,通过中庸之道以获取伟大人格。孔子认为,人生和社会的许多矛盾都是由于思想偏激、行为极端所引起的。锋芒毕露,因而导致争执;怒不可遏,于是战争兴起。而克服大悲大喜的情绪,永远保持心境的平和,这是迈向完善人格的重要一步。君子就是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种典雅风范,儒将风度,恐怕西方人是难以做到的。中庸的另—个含义是“和”,即平息内心冲突,调和社会矛盾。中国人尚无,往往导致无竞争、无进取的心理。但是,孔子的“和”有其精华的一面。孔子强调:“君子讲原则而不纷争,合群而不结党拉派”(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和睦相处但见解可以不同,小人同声附合而实际上勾心斗角”(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上可见,孔子追求的是“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的人格境界。

第四,塑造伟大人格,则要严格要求自己的言与行。其一,“仁者其言也韧(语言坚韧)”,说话应“刚毅木讷”。其二,尽量少说多做,“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以言过其行为耻)。其三,要做到言行统一,“听其言而观其行”。

从上可知,孔子具有强烈的人道精神和崇高的人格理想,几千年来,他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文观念,塑造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第二章     

1.概述

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的文化,道家作为补结构,拯救了失望于儒家理想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如果说儒家是入世文化,那末道家就是出世文化,如果说儒家是强调有序的现实主义,那末道家是主张无序(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的理想主义。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天地闭,贤人隐”(易经),其中“隐”就是道家所走的道路。不过,道家的隐有两种:一是隐遁于大自然,二是改变生活工作的策略,以柔克刚,迂回前进。

最早的道家人物是许由,传说帝尧想把王位让给他,可他不受,并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太平,却要让我取而代之,难道我希求名声吗?名声是实物的附属,难道你让我为附属吗?鹪鹩鸟栖于森林,只需有立足之枝足矣,偃鼠饮用河水,只要能填饱肚子即可。我何必要拥有整个天下呢?(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以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

许由之后,著名的道家人物是周初的鬻(yu)熊。鬻熊是楚国的开山鼻祖,后传《鬻子》一书。《列子·黄帝》云:“鬻子曰: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可见,鬻子思想是老子思想之祖。

另一个道家代表人物是杨朱,他生活在墨子(公元前约479年——公元前约 381)与孟子(公元前约371年——公元前约289)之间。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可见,杨朱哲学曾甚嚣一时。《列子》之中有“杨朱篇”,杨朱被描绘成及时享乐主义者,其它书籍则说杨子是利已主义者和贵生主义者: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

“阳生贵已”。《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韩非子显学》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淮南子.汜沦训》

列子也是—个著名的道家人物。他居郑圃,四十年而人不识,藏形众庶之间而国君不知。他超然物外,淡泊无欲,不露锋芒,御风而行。列子认为,“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所以应该去掉这些世俗欲望。

最有名的道家思想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老子提出的仍然是一种平治天下的理论,只不过儒家是以仁义道德教化天下,老子则主张“无为而治”,“行不言之教”。所以,老子的理论是一种独特的治世理论,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政治理论。另外,老子哲学也是一种个人生活哲学,主张先揭示出宇宙事物变化的不变规律——“道”和“常”,从而遵循此规律,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对自己有利。

与老子的人世不同,庄子处于人世间则表现为一种与现实保持—定距离的艺术性的游世态度。庄子所处的生活环境比老子的境遇更为惨烈,如何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避免沦为工具价值和市场价值,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是他所忧虑的核心问题。

庄子之后,道家人物还有陶渊明,李白等人。

 

2.《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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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孔子同时代甚至略早的老聃(dan),是道家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睿智和批判精神享誉中外。托尔斯泰称老子是对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美国前总统里根也喜欢研究《老子》一书,并赞誉这部二千多年前的经典中包含了现代资本主义思想。

老子的生平事迹不详,《史记》中记载得也很简单。有人说,老子即当时著名的隐士老莱子,因为世乱,他逃于蒙山,过着野人的生活。楚王迎而不就,说:“鸟兽身上脱落的羽毛足可为衣,吃剩的谷粒足可为食”(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何必去做官?老莱子的性格倒是与老子十分相像,只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能断定老莱子就是老子。也有人说,老子就是周朝的史官太史儋。

史官,在周朝以及以前各朝是十分重要的官职,他为天子的祭祀和战争等重大行动择定日子,提供在决策时参考的有关历史资料,并且为重大决定占卜,预测吉凶。老子的确担任过这类史官,这使得他得天独厚,有机会通览历史,总结前人行为的祸福与得失,了解历史上的名利是非之争以及道德的虚伪性。于是,他“激流勇退”,成为“隐逸”中的“高人”。老子虽然对现实社会十分失望,但他没有心灰意冷,而是仍然积极地思考人生与社会,提出了—套崭新的理论。

老子天才地预言到自然平衡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只不过现代社会突出法治的作用来保证自动均衡的实现,而老子则试图从消除人的内心纷争的根源来达到。具体地说,老子提出“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即统治者不需过多地干涉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而整个社会能够自然而然地处于井然有序的状态。只要人们过着“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各自信守自己的生活习俗,减少知识和欲望,那末就可以达到瓦解暴力因素,分散社会力量的目的,就可以实现一种彼此无争、相安无事的太平社会理想。

老子认为,做得越多,反而会把事情弄得越糟(为者败之),试图运用聪明才智去治理社会,结果只能弄巧成拙(以智治国,国之贼)。因此,当时天下大乱,不是因为缺乏法律和圣人,不是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做,而是已经做的事情太多了。老子说:“天下禁令越多,则人民越穷,民间私藏武器,则国家昏乱;人们崇尚技巧,则奇物滋生,法令越明细,则犯罪的人越多”(天下多忌讳,则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于是,第—个行动就是要废除这一切,以便消除掉天下动乱的根源。

“摒弃道德智慧,则百倍有利于民;抛弃虚伪仁义,则百姓反而讲孝道,废弃技巧奇物,则不会产生盗贼”(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圣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从上可见,老子因为不满于社会丑恶现象,于是他把文明的一切成果都否定了。在他看来,“我无为而民自然归化,我好静而民自然纯正,我无事而民自然富足,我无欲而民自然朴实”(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带头“少私寡欲”,“归真返朴”,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那末社会就会自动走向均衡。当然,这个社会平衡状态是低层次的,它建立在小农经济甚至原始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人民的“富足”并不意味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充分发达,而是“知足”、“无欲”和“无知”。老子要求人们“去智”,即舍弃智慧,因为社会之所以不太平,就在于聪明的人太多。试想,有“抱负”的人梦想做英雄,于是诸侯混战,鱼肉百姓;尚智尊贤,则使得人人争宠,仕宦途中,名利场上尔虞我诈,你争我夺。一些聪明人发明机关奇巧,不但扰乱了人心,而且滋生出盗贼。所以,老子总结道:“民之难治,在于其智多”,应“常使民无知无欲”。

老子设计出一个低层次的能自然而然达到平衡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自由、朴实和无争。这是—个人道的社会,一个充满平均、平等以及和谐色彩的乌托邦。老子强烈地抨击了剥削,断言:“人民饥饿,就在于食利者之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并且痛斥道,“统治者楼台殿宇,而人民农田荒芜,谷仓空虚。那些穿美服、带利剑、厌吃美味、财货有余的人就是强盗头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yu)

老子不仅反对剥削制度,还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他警告:“不要逼得人民无法安居,不要阻塞人民谋生的道路”(无狎xia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要求统治者放松对人民的控制,说:“政治严苛,人民就抱怨不满”(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而实行“无为而治”,人民就会“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从上可以看出,老子抗议暴政,抨击剥削和压迫,主张一种人道的、平均的、人民自我演化、社会自然均衡的理想社会,这既反映了老子思想的先进性,又暴露了原始性,既让我们后人领略到了老子的远见卓识,又不禁叫人感叹他的社会模式的空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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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所主张的无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所讲的并不是当隐士的方法,而是生活的哲学,是在险象环生的社会立身处事的艺术,是事半功倍的人生策略。老子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深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得者易失、成者易缺的道理,提出“知白守黑”(知道光彩的一面但宁守暗淡的一面)的处事主张。他总结了宇宙中的一些辩证规律,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事物虚弱之处,正是有用的地方,事物走向反面,正是大自然的法则”(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动)。他认为,首先要”知常”,知道这些永恒不变的规律,然后顺应规律指导个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就是,利用“事物虚弱之处”来保持这个事物,运用“事物走向反面”的法则从“反面”着手,达到“正面”。

老子说:“最完满的恰有缺憾,才不会败坏;最充实的好似空虚,才不会穷竭;最正直的应有些枉屈,最灵巧的应有些笨拙,最善辩的应显得木讷”(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这些话,用现代的观念来理解是不难的,而且它们恰恰道出了最深奥的道理:断臂的维纳斯显然有缺憾,但它是完满的艺术品;伟大的学者总是虚怀若谷,这样他的知识才不枯竭;正直的人恰恰容易得罪人,因此就有人冤枉屈辱他;行动迟缓笨拙,能克服冲动的人,恰恰最有心计;木讷寡言,但关键时露出真知灼见的人,谁也辩他不过。

按照以上的辩证思维方式,老子继续指出:“最有才干的人最后表现,最大的声音恰恰是没有什么声音,最大的形象是没有什么外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就是说:不急于表明自己的观点,能收到体察群言的效果;功夫最深的,不轻易显山露水;爆发前的沉默最摄人心魄,“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宇宙空间是最大的“物质”,它就没有外形。从上可知,常人所见的柔弱的一面,在老子的慧眼中反而属于真正的刚强,看不到弱的作用,则无法把自己变强。于是乎,他得出结论:“柔弱胜刚强”,“天下之最柔,摧毁天下之最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老子的见地不仅在于看到了事物“弱者”的作用,还在于揭示了相反相成的运动规律,并将之运用于人生。他说:“圣人置身于后反而能占先,将生命置之度外反而能生存”(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并称:“不迷信自己的眼睛,则明;不自以为是,则是非昭彰;不自我夸耀,则功勋不没;不自大,则能成首长”(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老子还将军事韬略运用于政治和生活,指出:“欲削弱政敌,不妨先增强他,这样才能清除怀疑;欲废弃之,不妨先立起之,才能防止先下手;欲剥夺之,不妨先给与之,以便稳住政敌”(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曾主动地放弃延安,留给国民党,就是懂得“欲夺先与”的道理。可见,老子深刻地领略到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于是他能顺应法则,终身不遭危险(终身不殆)。他主张:“宠辱若惊”,“功成身退”,告诚人们必须柔弱、谦虚、知足、谨慎地活在世上,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老子还奉劝知识者,要“收敛光芒,混同尘世”(和其光,同其尘),这样才能保全生命,躲避人世灾难。

总之,老子生活的艺术之一就是保持柔弱暗昧,正如他所说的:“知道雄大的一面,但宁守弱小”,“知道荣耀的一面,但宁守屈辱”,“知道光彩的一面,但宁守暗淡,这是天下的定式”(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字其黑,为天下式),这里反映的是老子的隐者的形象。老子生活的艺术之二就是不忘相反相成的规律,为了向前,不妨先后退一步,以“退尺”达到“进寸”的目的,这里显露的是老子的智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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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有句话很精彩,叫做,“治理大国如同烹炸小鱼”(治大国若烹小鲜)。按照我们的常识,炸一条小鱼不宜于频繁翻动它,否则支离破碎,无法入食。治国的道理也是这样,贵于静而不宜动,也就是说,不要折腾老百姓,应让人民休养生息。

这句话看起来并不难理解,可是,许多统治者误国的原因也就在于不懂这个道理。

例一,当年秦始皇“扫六合”,“御宇内”,是何等的威风!但是他的统治方法是暴力镇压和强制驱使百姓。两次坑儒就活埋知识分子一千多人,建骊山陵让一万多名宫女殉葬,三千多工匠不让出陵而成为牺牲品。他修陵用七十万人,修长城用四十万人,修绵延三百里的阿房宫和征劳役达三百万人。他收缴天下兵器,镇压商贾,钳制言论,全国成为一座大监狱。广大劳苦百姓实在是忍无可忍,没有活路,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终于将秦始皇的万世帝国的美梦击成齑粉。取而代之的汉初皇帝吸取了秦王朝因疲民而覆灭的教训,他们以“黄老之术”(黄帝和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论)治国,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将秦时的苛政酷刑变为简单的“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从而奠定了汉朝几百年昌隆安泰的基础。

例二,在当代,“十年动乱”并没有达到“大治”的目的,而是适得其反,不仅将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更重要的是搅乱了人心。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没有理解和运用老子的无为治国之术。

老子说:“天下有道,则战马只用作农耕,天下无道,则盘马弯弓,血沃荒原”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也,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矣)。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社会应当让人民安居乐业,享受太平。对于统治者,不应当自作聪明,无事自扰,滋生出许多是非来。对于人民大众,则应知足无欲,甚至没有知识。老子批评了周初以来的礼教制度,认为诸如仁义道德的教化只会适得其反,逼迫人们虚以委蛇,阴奉阳为,甚至借圣人之名行大盗之实。所以,“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才是最佳的策略。只要“把无为当作有为,把无事当作有事,把无味当作有味”(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治人事天,吝啬行动”(治人事天,莫若啬),那末,人民就会自然归化,社会就会自然和谐。

按照老子的思想,欲无为无事,首先要放弃学问,“把不学当作学” (学不学),减少知识,这样才能达到崇高的思想境界。不过,“不学”又是在“为学”之后所要做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高度丰富的学识的基础上的“大智若愚”,并不是做文盲。就像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是心境澄明的一种高境界,而不是做真正的糊涂虫。

从上可见,老子主张将知识加以升华,最后超越知识,获得貌以“无知”的“真知”、看似无智慧的最大智慧。

以上就是老子的“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思想。这一智慧,不仅可以用于治国,还可以用于人生的其它方面。

吕洞宾静座“无为”,毒蛇不咬,农人打蛇反而破蛇咬伤,这不就说明了老子的有为则有失的理论的正确吗?

日本围棋高手大竹英雄在《围棋十诀》中谈到大竹流万法,自己不主动进攻,但对方总不放心把孤棋搁置不理而会去补棋,于是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去抢占大场,这就是无为在棋艺中的应用。

还有一个故事,王君被选中参加智力竞赛,但他桌上的铃始终没有响过。抢答紧张激烈,观众席上喝采声、叹息声此起彼落,可也伴随着王君的鼾声。竞赛规则极严,答错了扣十分,最后各选手负债累累,主持人宣告比赛结果:

“一号张君,负三十分”

“二号李君,负五十分”

“六号王君,0分”

全场烘笑,王君缓缓抬起头,诧异地眨了眨睡意惺松的眼睛。主持人在一阵尴尬之后,继续沉着地宣布智力比赛的结果:“经过紧张激烈的智力角逐,六号王君以0分夺得第一名。

“轰…”,又是一阵热闹的笑声。

这一笑话不也描绘的是无为战术的胜利吗?

治国与烹鱼,成功与无为,这奇妙的联想,这高超的统治艺术和人生策略,是后人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

 

3.《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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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周(约公元前369年——286)是对中国文化作了巨大贡献的人物,他甚至被称作现代化文化哲学的先行者。庄子的反传统思想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价值重估论有相通之处,只不过前者反的是周初以来的虚伪的仁义道德,而后者否定的是基督教传统。庄子的反异化(反对人与其本质的分离,反对人的真实本性的丧失,反对对个性的摧残,反对外在事物对人性的扭曲)和追求自由的思想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和存在主义理论十分相近,日本人就出版了一本名叫《庄子:中国古代的存在主义者》的书,可见,庄子的思想不仅属于古代,更属于现代。

庄子虽然在年轻的时候做过小官,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以隐居自娱,他生活很苦,编过草席,卖过草鞋,经常靠借粟糊口,即使在见魏王时也是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可是他不愿做官,声称:“我宁愿游戏于草泽之中自快,不像有国者身不自由,终生不出任官职,以大快我心”(我宁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庄子有个好朋友叫惠施,惠施也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他做了梁惠王的宰相,因为庄子贤明的名声在外,所以社会上有庄子欲取而代之做宰相的传闻。惠施询问此事,庄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yuanchu,每年要飞往北海,但不遇梧桐树不栖,不得竹子之果不食,不得甘泉不饮。有一支猫头鹰拾得—个臭烂的死老鼠,见yuanchu飞过,怕它夺之腐肉,便仰头叫嚣”,一番话说得惠施无地自容,也解除了对庄子的疑虑心理。还有一次,魏王赠送给惠施一个大葫芦,大而无用,惠子正为此苦恼,庄子就劝他将之当成大船,系在身上,到江湖上飘浮荡漾,归隐而去。可见,庄子充满了放任自流和隐遁避世的思想,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出入宇宙,游于九州,独往独来”(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这就是庄子的追求,多么浪漫神逸,多么放荡无羁,多么高洁,多么自由啊!他心中有个偶像,那就是“姑射(ye)之山”的“神人”,她“肌肤若冰雪,风姿绰约姻处女,不食人间五谷,吸风饮露,乘云驾雾,而游于四海之外”。庄子还把自己比做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遮天蔽日逍遥游,过着一种“天然放荡”(天放)的生活。他继续描写这种浪漫境界,即“依傍着日月,怀藏着宇宙”(傍日月,挟宇宙),“乘云气,骑日月”而“游无穷于放荡”,其想像十分谲奇瑰丽。

庄子为什么抛弃唾手可得的优越生活,而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生涯呢?这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考察。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我国社会大转变的阶段,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分崩离析,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激烈,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肆虐猖獗,诸侯混战,尸横遍野,就象庄子所描写的:“今世死于非命者相互枕籍,被吊死者排列成行,被杀戮者延颈相望!(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heng)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且,“真理”还被统治者所垄断,“偷盗小钩者被诛杀,窃国大盗却为诸侯,而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所以,这是个“仁义是非,任意混淆颠倒”(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无耻者富足,不讲信用者显达”(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的罪恶社会。现实的一切只能引起庄子精神上的痛苦,他感叹“人之生,与忧总同生”(人之生也,与忧俱生)、“生为累赘,死为卸下包袱”(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患溃痈)

而且,庄子对生命有一种天生的忧愁感,他说:“大地载看我的形体,使我生活劳苦,使我晚年寂寞,使我生命停息”(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正是这种对社会、对生命的深入思考,促使庄子认定了一条“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绝对精神自由的生活之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生在世的真正幸福。

庄子的“独往独来”以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本人独立不羁的个性,另一方面又透露了中国人喜欢与大自然亲近,与宇宙和谐共鸣,重视心理和心理体验的民族情感。庄子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他本人就主张破除“成心(成见),克服“一曲”(片面)思维,汇百川之流,容各种学说,所以,他的”独往独来”思想也是渊博学识和崇高境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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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周认为,要得到绝对的精神自由,不仅要取消外在物质对人的束缚,而且要摆脱自我的困扰,即破除“有已”,庄子指出:“至人能忘却自己,神人不追求功利,圣人不需要名声”(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也就是说,最崇高的人不感到自己的存在,个人已经融入冥冥宇宙之中,不希望建功立业,不执着于目标,没有任何作为,更不希罕物质利益,对毁誉能泰然处之,不计较名誉——“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不感到沮丧)”,这样的人精神上完全是轻松裕如,自由自在。庄子写道:“心灵手巧者劳累终生,聪明智慧者忧虑无尽。既不劳心也不劳力者安静闲适,只是饱食去遨游,有如飘荡之舟”(巧者劳而智者忱,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这是多么洒脱自在、多么令人向往的“神仙”生活!

庄子还具体地描写了这种人的精神状态,他们睡觉不做梦,醒来无忧虑,走路不辨方向,生存不知目的,活着不感到庆幸,死去也无所谓(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因此,庄子对待死极其平静,他的夫人死了,惠施去吊唁,见他敲着脸盆跳舞唱歌(鼓盆而歌)。庄子病危,弟子们伏在床前,表示将厚葬老师,庄子拒绝说:“天地是我的棺材墓穴,日月星辰及万物都是随葬的珠宝,难道这还不够吗?”,弟子们劝说:“就怕老鹰吃你的肉”,庄子答道:“在上被老鹰所食,在下被蚂蚁所食,没有区别”。可见,庄子主张“无葬”,认为生与死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也不用特别对待死亡。

实际上,庄子的生死观带有浓厚的唯物主义成份,他说,“气“这种物质集聚则为生,散开则为死,而死后则一切皆休,并不存在所谓的死后灵魂的问题。庄子完全抹去了生死之间的界限,把生死存亡看作是“一体者”,这比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要高明得多。海氏无法消解生死的差异,他所做的最多是要求人们“勇敢地”面对死亡的地平线,而庄子却潇洒地抹去了这条地平线,因此不存在勇敢与否的问题。

既然生与死没有区别,既然我们已经在“生”,那末对“死”的恐惧和对“死”的探讨都成为多余,这是中国“乐感文化”(乐观感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问孔子关于死,孔子答道:“我现在连生的奥秘都未弄清,那会关心死”(不知生,焉知死),也就是说,首先要紧的是了解“生”,了解生存的意义,去享受今生今世的“福、禄、寿”,这与印度人对来世的追求和西方人对死后生活的强烈兴趣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说,中国人是重视生的民族,高度发达的“养生文化”便是佐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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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思想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他反对生命被外在物质所牵累,反对人的本性被文化和文明所扭曲,主张保持生命的纯朴、人性的真实。他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弊端,指出:“天下之人都以外在物质改变自己的本性,小人死于利,士(知识分子)则死于名,丈夫以死殉家,圣人则以死殉天下。他们所作事情不同,但都是伤残本性!”还说:“人被外物奴役,心被身体驱使,终生奔波而不见成绩,疲惫劳累而不知目的,实在悲哀!”(人为物役,心为形使,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nie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可见,庄子否定了人类一切形式的生产,劳动和献身的必要性,提倡“保身”、“全生”、“养亲”(保养性命)、“尽年”(享尽天年)。他甚至说,伯夷不食周粟,情愿饿死于首阳山,为的是名;盗跖(先秦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诬为“盗”)聚众率兵,死于东陵,为的是利;二人所死不同,但都戕害了生命、伤及了人性,所以他们并没有好坏之分。重要的是,按照“做好事别做出了名,寻欢作乐别伤及身体,沿窍门找缝隙而生存”(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的原则来保全性命。从上可知,庄子有一种混淆善恶、泯灭事物一切差别的相对主义和不讲原则的思想,这就是他的“齐万物”理论。

庄子认为,大与小,长与短,美与丑,是与非,有与无,此与彼,生与死等概念从宇宙的高度来看都是等同的,“万物皆—也”。他说:“天地就只一种元素,万物不外乎一马”(这是针对当时的“名家”提出的“白马非马”而说的),“呼我为马则为马”,一切界限、标准、度量都是人为的,没有绝对的东西。万物在你看它为大时则大,在你看它为小时则小,在你看它为有时则有,在你看它为无时则无,在你看它为是时则是,在你看它为非时则非,没有原则性的区别。例如泰山也可以被看成小,因为还有比泰山大亿万倍的东西,鸿毛之末也可以被看成大,因为还有小得多的东西。庄子把一切事物“质的规律性”的区别都看作是庸人自扰,而“彼”与“此”,“是”与“非”,“生”与“死”对他也就无所萦怀了。他认为,“此即彼,彼即此,此处是非为一,彼处是非也为一”,“生即死,死即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而且寿命长短也无所谓,据说彭祖活了八百岁,可他与“五百年为春,五百年为秋”的灵龟和“八千年为春,八千年为秋”的椿树相比不也短寿吗?可见,寿命的长短也是相对的。如果一个人能够消除心中长与短,生与死、是与非以及我与外物之间的界限,那么他必然心胸豁达,无所介怀,他就能够保证自己绝对的幸福,成为“至人”、“神人”、“圣人”。

庄子不仅反对“以外物改变人的天性”(以物易其性),提出“驾驭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奴役”(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著名论断,而且他还反对“以仁义道德改变人的天性”(以仁义易其性)。因为虚伪的道德说教使得“人们掩饰真实面目而深藏感情” (人者厚貌深情),同时一小撮人借“圣人”之名,行“大盗”之实。在此,庄子超越了物质和道德的樊篱,进入了更高一级的思想境界之中。

我们可以把境界分为四个级别,一是本能境界,二是功利境界,三是道德境界,四是宇宙境界。在本能境界中的人做事,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社会风俗习惯,就象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对他所做的事毫无觉悟,因而他所做所为对他并没有什么意义。在功利境界(物质境界)中的人做事,他意识到了是为某种目的。追求的是功绩、效果、利益和物质,因而个人丧失于物质(丧已于物),这是庄子所反对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做事为的是社会,他已觉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所言所行必须符合严格的社会规范,这也是庄子所抨击的。而在宇宙境界中生活的人,他已觉悟到自己不仅是社会的一员,更是宇宙的一分子。他是自足的,不希求外来的名誉相过多的物质;他是觉悟的,是在佛教所说的“明”的状态中做事。因而事情对他有格外的意义;他不感到寂寞、穷困,不拘泥于得失、毁誉,胸襟开阔,超然尘外,保持人格的绝对自由。就如庄子所言:“我周旋于亿万人中。如一个人独处,旁若无人。把纷乱看作闲静,把多事看作无事”(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御至纷如至少,视多事为无事),“喜怒哀乐不入襟怀”(喜怒哀乐不入胸次),忘掉客观事物,同时去掉人的认识的迷雾。庄子说,生死寿夭是天命所定,人无能为力,不必考虑它,而且“长寿则多辱”,没有什么意思。富贵贫贱何必去区分,鹪(jiao)(liao)鸟栖于深林,只不过占一枝之地,偃鼠饮用河水,以喝饱肚皮为限。何必去拥有整座森林、整道江河(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得失的问题也完全是庸人无事,自相扰之。你如果把外物看成是“天下之物终归归于天下”(藏天下于天下),只是你的身外物,不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就不会患得患失,因为对宇宙来说始终无得也无失。对于毁誉,要把两者都忘掉,尧舜与桀纣不都“死为腐骨”吗?!对于贫穷,则记住天地无私心,不会有意使我贫困,而且富贵而骄,会自遗后患。于是,庄子奉劝世人:“长寿不欢乐,夭折不悲伤,通达不引以为荣,穷顿不引以为耻 (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只有这样,彻底看淡名利是非、贵贱寿夭,保持生命的纯朴自然,才能享有真正的人生。

庄子的反“物化”、反“仁义易其性”的思想与现代存在主义的反异化(反人与本性分离)的思想如出一辙。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人一旦获得社会性,他就失去了人格与自由,即异化了。人自从认识社会之后,便参与追逐金钱、名誉的大洪流之中,而忘掉了自己是属于宇宙的,失去了对生命的自尊。“我”与“自我”(心中真实的“我”)相分离、相矛盾,而“自我”常常在与“我”的斗争中失败。异化产生的原因是匮乏,是人的各种需要得不到满足。萨特提出:要克服异化、克服匮乏对人格的歪曲,走向自由,“人就是自由”。人一生都在自由选择,人必须自由行动、冒险行动!

庄子与萨特——东西方的人道主义者。

 

第三章   

1.概述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动荡。传统的社会秩序已经解体,可是新的社会模式又没有确立起来,新旧力量的较量和斗争异常激烈。诸侯长期混战,恃强凌弱;官场风云变幻,人人自危。各个统治者使尽浑身解数,力图保住和巩固自己的权势,同时没法扩大地盘、称霸一万。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国家四分五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的治世方案。当时,有一些人聚集在诸侯将相身边出谋划策,他们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亦即谋士。他们所提出的政治斗争策略和权术运用计巧,就是法家政治理论。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外儒内法”型的,即人民接受的是儒家仁义礼教的宣传,而统治者实际采用的却是法家的玩弄权术的恐怖做法,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更准确地说应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文化(统治阶层文化)是外儒内法的,而下层文化(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中的文化)则是儒道互补或儒禅互补的 (儒家与道家,或儒家与禅宗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禅宗是道家庄子哲学与佛教外在形式的结合)

早期的法家有三派。一是以商鞅为代表的重视政治制度和法令的建设与施行的重法学派,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用法制维护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和集权制度的愿望。二是以申不害为首的强调玩弄权术和运用政治手腕的重术学派,反映出时代对能驾驭群臣、运用专制权力的君主的呼唤。三是以慎到为代表的重视权力(权势)的夺取与巩固的重势学派。法家的最大代表人物韩非子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理论,克服了他们学说的片面性,提出了法术势结合的专制政治理论。

对韩非子,历来褒贬不一。班固称:“法家者流……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称法家“先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沦,读起来很不愉快”。但也有不少人对韩非子评价甚高。李斯尽管杀了韩非,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学说为“圣人之论”、“圣人之术”,并把他的学说在秦加以贯彻。可以说,秦始皇与李斯的成败得失都源于韩非,韩非实是秦始皇与李斯的导师。韩非子学说既反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又促成了时代的发展。

要了解中国文化,不能不了解韩非,因为韩非的思想影响了二千多年来的中国政治。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实际起作用的仍是王、霸杂糅的政治策略,武则天发动告密,明代东厂西厂、绵衣卫的特务行径,都是韩非法术的运用。要彻底摆脱专制思想的束缚,也必须从认识韩非思想开始。一部《韩非子》正是了解、认识封建专制思想的最佳读本。

所以,韩非子以其术治一方面为中国封建大统一政治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哺育出许多阴险诡诈的奸人。

 

2.韩非子

 

法家的最大代表人物是韩非,他于公元前280年出生于韩国贵族家庭,于公元前233年死于秦王政的狱中。他与丞相李斯俱是荀子的学生,但李斯的才华显然不如韩非。据说,秦王赢政读到韩非子的著作后羡慕之极,趁韩非出使秦国时羁留下了他,但不久又听信李斯的谗言,命之自杀于狱中。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韩非一辈子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算计别人,最后自己也被算计。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官场的悲剧,多少天才人物最后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啊!

韩非子的思想明显留有他的老师荀子的影响痕迹。荀子与孔子、孟子单纯提倡“礼治”(以仁义、孝道、君臣之礼等为治国之本)不同,他主张“礼”与“法”并重,即“治国的原则是,一手用礼,一手用刑”(治之经,礼与刑)。韩非子也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诚然,他的法与荀子的法—样,是用来治民和治吏的,最高统治者本身是不受约束的。另外,韩非子还受老子的巨大影响。在《解老》、《喻老》等著作中,韩非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无为治国的方针,加以权术韬略,形成了自己的一种南面术。

韩非子首先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欺骗之心、算计之心与生俱来的。他还把人的本能,如眼睛喜欢美色,舌头贪图美味,这一切都看作是人性不善的证据。韩非说:“安全且有利可图,则人们趋之若鹜;危险且弊在其中,则人们竞相离去,这是人类常情”(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也就是说,趋利避害之心人皆有之。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还总是相反的、矛盾的,不可能始终保持一致。父母与子女,也是用算计之心相互对待的”(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夫妻之间也好不了多少,“爱则亲,不爱则疏”。既然骨肉之思、同床之情也是这样不牢靠,那么君臣之谊更是虚伪的遮羞布了。韩非子就说:“君巨之利益是相反的,所以人臣没有绝对忠诚的”(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既然人际关系是这般丑恶,韩非子提倡“以毒攻毒”的诡计权术则是顺理成章的事。

韩非子的第一个统治策略是“法”的理论。韩非认为,治理国家的第一步就是要“明法”,即颁布条律,申明法纪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独断专行;虽有贤良的行为,不得为抢功而越职代劳;虽有忠义信用,不得轻蔑法律而逍遥法外”(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利;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为了保持法律的尊严,使之起纠有效的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必须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法律不能阿谀权贵,准绳不能避开显位”(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君主必须把“刑”和“赏”看作是治人的“两把利剑”(二柄),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种观点与中国西周以来的历史传统:“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正相反,说明了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历史的进步。

法家还强调执法要严明,“不赦免死罪,不宽减刑律”(不赦死,不宥刑),“诛必行于有罪者”,这既反映了法家善于治国的特点,又暴露了其刻薄寡思,不懂宽严结合的辩证关系。

韩非子的第二个统治策略是“术”的理论。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单靠成文的法规,往往还要配合以不便讲明的政治手腕,即阴谋权术。他说:“术,就是潜藏胸中,配合其它手段,暗自操纵群臣的韬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具体地说,有多种韬术:

1.“亲戚妻儿,可作人质;高官厚禄,可稳住对方;上下牵连,可抑制不满” (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责怒,固也)。如以上三法仍不见效,则“在名实相符时可杀之,杀而无法向天下交待时可在饮食中偷偷放毒”(名实当则径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

2.“御臣七术”:“一是多方了解其人,二是惩罚不手软,三是褒赏讲信用,四是考察臣下是否言行一致,五是以假诏看其行动,六是明知故问而探明其言真假,七是将事情说反,看他如何表现”(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

3.韩非子在《难一》中提出的韬术:君主要以权势掌赏罚;不能对傲慢无礼的大臣礼贤下士;利用专人监视、专责、考察以防奸;防止借谏行弑等。

4.韩非子在《难二》中提出的韬术:“赏无功”,“不诛过”是祸乱根源;用邢要适当;察言论功用人才;大臣有为而君主无为等。

5.韩非子在《难三》中提出的韬术;君主的首要任务是洞察下情,而不是施恩惠;维护等级制度;保住权势;识伪诈,赏告奸;以人治人,警惕贤臣。

6.韩非子在《难四》中提出的韬术:对臣下不满不能悬而不决;在诛弑问题上不能逆民心。

7.实行文化专制,废除言论自由,最好不要使人心混乱:“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对蛊惑人心的“学者”要“破其群”、“散其党”、“禁其欲”、“灭其迹”。应除去国家的五种“害虫”(五蠹):学者、言谈者、带剑者、逃兵役者和商人。韩非子的这种理论实际上为后世的“焚书坑儒”和抑商行为提供了依据。

韩非子的第三个统治策略是“势”的理论。韩非子认为,为了控制臣下,君主必须绝对保住自己的权势,“权势不可以借人”。保持一个人的权势,有很多种方法。

其一,要“独断”,即实行独裁统治。不能大权旁落,而必须永远保持绝对的权力和威严,使“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韩非子说:“能‘独视’者眼亮,能‘独听’者耳聪,能‘独断’者,可以为天下主”。

其二,绝对不可相信任何人,包括对自己的亲人妻儿也应保持距离,因为“信人,则受制于人”。特别要提防近臣和亲信,随时打击其得意忘形、肆无忌惮的嚣张气焰。

其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动用杀伐大权,使大臣们恐惧,不敢有外心。“主上用刑,若电若雷”。

其四,时时窥察臣下,禁止大臣之间过密的来往。使“大臣之俸禄、虽厚,不得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手下人虽多,不得率兵聚众;处理国事没有自己的小朝廷,居于军中没有心腹党羽”。

其五,君主还应与大臣保持距离,不轻易与臣下谈笑,这样可保持臣下心中的陌生感,增加君主的威严。因为,“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

其六,君主要无为于上,不露声色,不显好恶,使“群臣见素”,无法揣摸上意。韩非子说:“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已”,“掩饰形迹,藏匿见解,使下属不能了解;上朝时不讲明自己观点,不表现自己的能力,行动时使下属感到意外”。即一方面要喜怒不形于色,另一方面要随时惩罚大臣,做到“明君无为手上,群臣竦song惧于下”(明君在上无为而治,群臣在下瑟瑟发抖)

从上可知,韩非子认为保住权势的最重要策略是:独自决断,独揽权柄,心藏不露。

韩非子主张“法”、“术”、“势”三者并重,结合使用。只有“法”而无“术”,则君主台失势,会被阴谋推翻。有“术”而无“法”,则没法驾驭臣民。而且,“法”主在治民,“术”主在治吏,两者用处不尽一致。为尊法用术,还必须守住权势。

韩非子的思想——一方面为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奠定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又为历代统治者屠戮功臣、搞独裁统治和阴谋权术提供了理论依据。法家学说既开创了一种现实政治学,又揭示了在中国这个权力本位的社会中运作权力的黑暗面。

无独有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与韩非子的思想如出一辙。马氏恐怕是西方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个人物,莎士比亚称之为“凶残的马基雅维里”,还有人称他是“罪恶的导师”。但也有不少人肯定他,培根认为他第一次现实地观察了人类行为,马克思称赞他是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人。

马基雅维里也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而非爱。自私自利是人类普遍的行为法则。利他主义是不存在的,人们有时行善,也不过是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满足个人的目的。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可见,马氏揭示的是人类的阴暗面,是将人的短处加以绝对化,扩大化。

由于人心都是如此险恶,马氏提出了他的暴力理论和人心看穿术。他认为,人有两种行为方式,一种是适合于人的,但仅此不够用,还必须求助于另外一种行为方式,即动物的行为:残酷、狡诈以及血淋淋的搏斗。马氏劝告,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与狐狸”,即学会狮子的残忍和狐狸的狡猾。马基雅维里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即只要有利于政治,不管道德与否都可以做,因为政治家不是慈善家,政治的成功才是政治家的目的。一个人不需守信,也不要指望别人对你守信。给人恩惠要一点一点地来,让他依附于你。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有报复的可能。

马基雅维里还指出,一个人的命运至少有一小半是掌握在自已手中,必须通过奋斗、变通和控制军队来保持自己权力的自主性。君主要经得起孤独的煎熬,不要与人交往过密,以显示自己的威严和神秘莫测。总之,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尽一切努力使政治成功。

从上看出,马基雅维里的言论与比他早二千年的韩非的思想殊途同归,难分彼此。他们的理论都是南面之术,被中外的历代统治者和组织家所沿用。在今天,我们应当剔除共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法治和对敌策略方面的精华。

  

第四章     

 

1.概述

在周朝,天子、诸侯、贵族都有其军事专家和武士。随着周朝后期贵族制度的瓦解。这些武士流落各地。云游四方,并具有仗义勇为的精神,称为“游侠”。《史纪》中记载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诚,不爱身躯,赴士之厄困”。墨子及其门徒结成一个严密的能够进行军事行动的侠客团体,纪律极其严格,等级森严。这个团体的首领叫“巨子”,是—个封建家长式政治团体的领袖,对于所有成员都有决定生死的权威。墨子就是这样一个团体的第一任巨子。

“墨”的原意为绳墨。墨子就曾当过木匠,有很多项发明,自比“贱人”,因此墨子的学说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例如,以“兼爱”(普遍的爱)来停止战乱,取得太平。这是小生产者一种常见的乌托帮意识。墨家的“弱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老而无妻子者有所待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有所放依,以长其身”的“大同”空想也是农民观念的产物。

墨家一方面主张唯才是举,打破“尊尊亲亲”的儒家人才观,另一方面又强调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尚问”)和绝对服从;一方面提倡兼爱平均,另一方面实行专制统治;一方面鼓吹强力,另一方面相信鬼神,以鬼神监督和制约统治者,这些都表现了分散、脆弱的小生产者的双重性格:既可以有博爱平等乌托邦,又可以有现实专制压迫。

秦汉以后,墨家失传,但与墨家异曲同工的理论并非没有。太平天国的上帝崇拜、平均观念、等级规定等与墨家的精神相通。清朝的颜元(颜习斋)强调凡事必亲躬,崇尚准宗教式的礼仪,大谈实际技艺、平均平等,也与墨家类似。

总之,墨家学说是小生产者思想的产物,它既有重实际、重生产、重友爱的先进性,又有狭隘、空想和专制的落后面。

 

2.《墨子》

 

墨子是中国先秦的一位平民思想家,他的学说代表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共鸣,一度十分显赫,甚至与儒家分庭抗礼。今天有人说,墨家是一种早熟和早产的类似于资本主义的思想,如“兼爱”(无差别地爱及所有人)同于博爱,“交利”(互惠互利)同于功利主义。另外,墨家还有强烈的科学精神和实用主义成份,这些都说明了墨家具有先进性和超时代性。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难怪在近代中国,墨家大有复兴之势。梁启超就曾经说过:利已主义使中国灭亡,欲救亡,必须“学墨”。但是,墨家如同其它的学派一样,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学说具有明显的矛盾之处,例如兼爱与专制并存,非命(不相信命定)与事鬼(服务于鬼神)同列。正是由于这一学说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时代不容的早产性,促使它很快被淘汰,二千年后人们才重新发现其价值。

墨子名翟,早年受过儒家教育,但他后来抛弃了儒家学说,自创学派,成为孔子的反对者。墨家大多出身于下层劳动人民和武士游侠,这一状况必然反映到其学说之中。可以说,墨子学说代表了小生产者和武士的利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主张和要求。对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贫穷劳动者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文化过于浮华,过于奢侈,过于虚伪,仁义礼乐之类只是上流社会享乐品而已,对人民没有什么价值。而墨子所提倡的学说则深深地打上了本阶级的烙印。例如,“兼爱”思想是武士见义勇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精神的提炼,“尚力“也是武士所必需,“交相利”,“节俭”,“非乐”(不享受)是劳动人民的生活要求和经济所迫。所以说,墨子的学说是实用哲学,它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呼声和愿望。

“兼爱”是墨子的主要观点之一。所谓“兼爱”,就是同等地、无差别地爱一切人,这是义侠职业道德的逻辑延伸。孔子也说:“仁者,爱人”,不过,儒家的爱是有差别的爱,首先,是“亲亲”(爱亲人),然后延伸到爱朋友和爱一切人,也就是“赡养自家老人然后惠及别家老人,抚养自家幼儿然后惠及别家幼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以及人之幼)。而墨子则不然,因其出自贫民,自然希望社会平等,一切人相互平等和尊重。他生在乱世,看到国与国互相攻打,人与人互相残杀,于是提出用“兼爱”作为救世良方。墨子说,“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如果人们“兼相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则干戈化为玉帛,天下必然太平。

墨家虽是武士集团,也崇尚“力”,但并不主张侵略,只考虑防卫,希望和平。所以,有人称赞,墨子是世界最早的和平主义者。

墨子所忧虑和关注的是生产劳动和人民的生活情况。与“耻于言利”,斥责问稼问圃的樊须为“小人”的孔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墨子处处言利。他以功利主义解释“兼爱”,说:“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生”,并且以“观其中国家人民之利”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著名口号。墨子要求积极发展生产,甚至发展科学技术。他本人就是大发明家,据说在一次微型器械攻防竞赛中,公输般都赢不了他。墨家弟子也大都是科学家,墨经中保存有丰富的力学、光学、几何学和逻辑学的理论,例如,其中的力矩、杠杆原理和浮力定律,比阿基米德更早,光学成像原理化比柏拉图既早且好。

另外,墨子学说还有近于尼采理论的地方,一是他们都强烈地反对传统文化,二是他们都推崇强力,这与儒家温文而雅的“君子风范”截然异趣。

墨子,这位出身于小生产劳动者和游侠的伟大思想家,尽管囿于眼界,有着专制和乌托邦的思想成份,但他对于中国哲学和科学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第五章       

1.概述

春秋时期,郑国首先称霸。尔后,齐桓公在名相管仲的辅佐下称雄一时。可惜,管仲去世后,齐桓公任用奸臣,致使齐国不振。后来,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越王相继夺得霸主地位,但最终越国被楚国打败,春秋时代随之结束,中国历史进入战国七雄(齐、魏、赵、韩、秦、楚、燕)时代。

到战国中期,地处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由于齐威王与商鞅的改革,国势日强,形成对峙局面。其余各国尤其是魏、赵、韩国较弱,夹在齐、秦之间,只求图存自保,齐、秦对之要么分化要么拉拢,合纵连横的国策开始形成。

一开始,连横指与齐国或秦国结盟进攻它国,合纵指诸国联合起来对付齐或秦。后来,齐国被六国联军打败,一蹶不振。这样,连横就变为强秦威逼或拉拢其它国家破敌,合纵就变为多国联合起来抗秦。所以,要么是“事一强以攻众弱”,要么是“合众弱以攻一强”,纵横家也应运而生。

纵横家是游士说客。他们凭口舌之辩,博得荣华富贵,受封受土。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一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与谁结盟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于是机会主义的心理根植于君臣之间,使士子文人取得了发言的地位。

那时候,“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智士”们唯利是趋,翻云复雨,左右着时局,“一怒而诸侯惧”,可见,纵横家们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纵横家属于时务主义者。他们把转祸为福、转危为安的国势变化,看得易如反掌,唯一的先决问题便是主观至上的谋略。谋略决定一切,只要诡计得售,一切现实似乎都可任意翻转。他们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极尽诈骗、诱惑、巧说之能事。

著名的纵横家有苏秦、张仪、邹衍、甘茂、蔡泽、乐毅、吕不韦、苏厉等人,其中尤以苏秦和张仪为巨擘。

苏秦(?—公元前284),东周洛阳人,可能出生于贫民。他早年游说秦王不成,贫困潦倒地回到家乡,连亲人都不欢迎他。后来,苏秦发明揣摩术,先游说赵王成功,被任命为相,接着,他率大批外交官,坐上一百多辆兵车,载着堆积如山的珍珠宝贝,先后又成功地说服了其它各国实行合纵破秦的国策,他本人凭三寸不烂之舌也登上了六国宰相的宝座。不过,在六国中,苏秦更忠于燕国,他帮助燕国打败了齐国,最终自己被齐人杀害。

张仪(?—公元前310),魏国贵族的后代。公元前329年入秦,次年,身佩秦国相印。张仪多次游说各国,并亲自以谎言瓦解了齐、楚联盟,大败楚国。张仪的连横政策,为秦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纵横家大都是政治家和实干家,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理论,唯一一部纵横家著作便是颇有争议的《鬼谷子》。

《鬼谷子》的作者鬼谷先生相传是苏秦、张仪、孙膑的老师,因隐居于鬼谷而得名。

 

2、《鬼谷子》

 

在风起云涌、天崩地拆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众说纷纭,士子卿客各说其主,中国人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在这期间,有一本奇谲绚烂的纵横家著作《鬼谷子》,有一个神秘莫测的人——鬼谷先生,其书其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以孔孟道学为正统的中国封建时代,它()却始终不见天日。

《鬼谷子》一书,两千多年来读之者甚少,读者之中又多贬损讥评。

唐朝的柳宗元谓其“妄言乱世”。“学者宜其不道”。

宋朝的王应麟称其为“妾妇之逆,是皆五经之弃也”。

明朝的宋濂斥之为“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者士大夫宜唾弃不道”。

清朝的卢文shao指责:“《鬼谷子》,小人之书也。凡其捭阖、钓钳之术,只可施于暗君耳”。

为什么正人君子对《鬼谷子》都大加挞伐,视之为洪水猛兽呢?为什么历代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甚少呢?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文化的原因,有本书真伪难辨的原因,有文义古奥的原因,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定于一尊的政治文化。

自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中国历代文人土大大“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追求以仁义王道膺服天下,言必《诗》《书》,哪敢旁鹜?不过,这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官僚统治者们口诵的是儒家经典,手用的却是法家权术,此正所谓“口头上讲仁义,背地里搞诡计”。仁义是明文标榜的,诡计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传者,如韩非子、鬼谷子,“诈人”也。不过,《韩非子》是为君王提供制人之术——“潜御群臣”的方略,自然还被君王所欣赏,而《鬼谷子》主要是为文人士子竭尽揣摩权谋之智,自然被认为包藏祸心。

西方也有类似于鬼谷子、韩非子的人,他就是文艺复光时的马基雅维里。马氏声称“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他劝人“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象狮子一样残酷无情,象狐狸一样阴险狡诈。弗兰西斯·培根就称赞马基雅维里:“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样做,使后人得益非浅”,马克思也称赞马氏为现实政治学的奠基人。

中国人可不可以以同样宽容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鬼谷子》呢?

《鬼谷子》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之手,此书必然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春秋战目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共约550年时间。这是君臣相欺、人与人相疑,诸侯杀伐争霸的“礼崩乐坏”的时代,是人民涂炭、士子骤升骤沉,统治者内部纂弑频仍的衰时乱世。在这样的年代,仅凭漂亮的言辞而想救困扶危的孔子当然会四处碰壁,而略施骗术、答应给楚“商于六百里”以破坏齐楚联盟进而大败楚国的张仪却官运亨通。难怪苏秦在回答昭王斥责他为骗子时说:“正因为欺骗才有用!”当时,祟尚权谋策略、言谈论辩的纵横家如苏秦、苏代、苏厉、公孙衍、张仪、范睢等显赫一时,这些人纵横捭阖,八面玲珑,凭口舌之辩,获得荣华富贵,而身系天下安危。

《鬼谷子》一书,作为比较完整的纵横家论论著作,其内容必然鱼龙混杂,既有启人心智的一面,又有教人阿谀奉承的一面。

《鬼谷子》中的揣摩术可概括为:

一、谍略和揣摩的原理。提出了钓言之术、飞钳之术、揣摩之术等:“以无形的技巧钓有声的语言,如果所说又与实事符合,那么就获得了其人的实情”,“琢摩一个人,必须根据其欲望,不断地试探他”,“在讲到对方的有利面时,要夸奖他的长处;在讲到对方的不利面时,要避开他的短处”,“与聪明人说话,要依于博大精深;与渊博的人说话,要依于逻辑思辩;与逻辑思维能力强的人说话,要依于简明扼要;与高贵者说话,要依于宏大的气势;与富人说话,要依于高雅;与穷人说话,要依于利益;与地位低下的人说话,要依于谦虚;与勇敢的人说话,要依于果敢;与有过失的人说话,要依于进取”,“有时应揣摩并略微恐吓对方,有时应将事情夸张拔高以打动对方,有时应以微小的迹象加强例证,有时应以事实不断地验证,有时应蒙蔽欺骗对方,有时应扰乱而迷惑对方,这就是计谋’,“计谋的运用,公开的不如隐秘的,隐秘的不如结为一心”,“高明的人用智谋不露形迹,成功了众人还不知道用了智谋”,等等。

二、治国用权的方略。提出了开闭之术、弥合之术(xi之术)等:“假如自己先周密地定夺国策,以管理人民,所采用的策略高明而不露痕迹,无人知晓其奥秘所在,这叫做‘神乎其神’”,“由堵塞小缝隙,可以悟出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堵塞小缝隙,就是治国的谋略”,“圣人都是在暗中运筹计谋,所以叫做神乎其神。然后立功于世上,被人所知,所以叫做光明正大”,“圣人的谋略是秘密的,而愚蠢人立身处世张扬外露”,“高明的人之所以能成大事,采用五种措施:有时以正大光明的德行感化人,有时以隐藏不露的机关惩罚人,有时以信义道德教导人,有时让人民蒙蔽无知,有时让人民朴素无欲”,等等。

三,游说揣摩的技巧。《鬼谷子》反复强调迎合对方,钓引机微,粉饰言辞的重要性:“不管两人差异多大,有条原则,就是先顺从对方的意志”,“与光明磊落的人谈崇高,与阴险狡诈的人谈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想听到对方的声音,反而沉默;想使对方高谈阔论,反而收敛”,“想要打开对方的心扉,则以形象和类比来套引”,“迎合、顺从对方,控制住谈话的局势,谋求气氛的和谐”,“欲言又止的话,是用来钓引对方心中机微的”,“粉饰言辞,是为了借此增强说服力”,“应当因循对方的见解,而奉迎他”,“为他出谋划策,为他筹错圆方、短长等各种事理,对方的凌人盛气无不消失”,“听人说话,就随声附和”等等。

四,控制部下的策略。阐述了考察人才、拢络人心、制服下属的方法:“根据他的嗜好和欲望,以判断他的志趣。故意排斥他的话而反着说,以便考察他的虚实。贵在得到对方说话的宗旨,采用先沉默后诱导的办法,从而达到目的”,“考察他内外所说是否一致,了解他有无真才实学”,“运用诱导的言辞使他吐露真情。无形中就控制了他”,“对于准备重用的人,或者以钱财、珠宝和美女考验他,或者为了量才而用,巩固权势,以语言套引他”,“游说于人主,言出必奇;游说于人臣,必与他讲私情私利”,“如果是自家人,但说些见外的话,两人就会疏远;如果是局外人,但探得内情,那末危在眼前”,“不要指出对方的错误而教导别人”,“听的方法是,不要随意地否定别人”,“拉拢离去的人,窥视身旁人的过失”,等等。

五,个人的素质要求。强调宁静内涵,充实谋虑,蓄养精神等:“有什么欲望,就内涵静虑,不可浮躁”,“充实谋虑,要效法能屈能伸的神蛇”,“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大事;不开窗,就能窥见天象时势”,“隐蔽自己的力量,就是遮掩住神威”,“要一见人的面孔,就知道他的喜怒哀乐;一见其人,便知其实”,等等。

从上我们看到,《鬼谷子》一书的确良莠混杂,其精辟之处令人瞠目,其恶劣之点也让众人咋舌。

今天,我们百条件科学地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书籍,既不要全盘否定,视之敝履,也不要全盘肯定,奉若神明,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去考察历史人物,要对当代人类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书籍发掘整理,以便达到“坐收千古之智”的效果。对于《鬼谷子》也是一样,去其阿谀奉承的封建糟粕,吸取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精华;去其弄权斗智的封建糟粕,吸取谋略学的精华,这样,我们就不会困于古书,而能将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第六章   

1.概述

中国是内战最多的国家之一,纵观三千年中华历史,其中有一千年是在血与火中捱过的。毛泽东就写了首词《贺新郎·读史》感叹之:“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赫拉克立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倘若暂且不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损失,我们至少可以说,战争是中国兵家的兴盛之源。

现存的中国兵书达两千三百余部,最有名的是《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唐李问对》),除此之外,《孙兵法》,《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投笔肤谈》、《兵lei》、《太白阴经》、《三十六计》、《百战奇略》等也受到历代人士的重视(其中《孙膑兵法》失传二千余年,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发现其竹书,才得以重见天日)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末期吴国将军孙武。自该书问世以来,备受我国历代名臣将帅的推崇。今天,不少国家已把该书列为军校铁定的教科书。日本人将孙子誉为“百世兵家之师”,“兵学圣祖”。

《吴子兵法》的作者是战国初期的吴起。该书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一些谋略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该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现有英、俄、法、日等译本流传。

《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为战国时期齐国名将司马穰苴所著。该书受到司马迁、曹操等人的高度赞誉,北宋时被列为武学七书之一,规定将校必读。

《六韬》相传为“周文王师姜望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学者根据姜太公言论整理而成的古代重要兵书,张良、刘备、诸葛亮、孙权、李靖、刘伯温等人都十分重视它。

《三略》相传源于姜太公,经黄石公推演而授予张良,故旧题黄石公撰。该书叙述了大量的政治谋略,对后世影响较大。

《尉缭子》为战国时秦将尉缭所撰,该书在进攻、城防等权谋方面发展了孙子的思想。其“中外相应”,寓攻于防的观点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具有影响。

《唐李问对》全称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作者是宋人阮逸。该书发展了奇兵与正兵作战、攻心与知已等思想,具有深刻的谋略远见。

《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兵法》,为孙武的重孙、战国时齐人孙膑及其弟子所撰。该书谈到的“让威”、“围魏救赵”等战术,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

《将苑》也叫《新书》、《心书》、《诸葛亮兵法》,相传为诸葛亮撰。该书重点沦述了“为将之道”,以及料敌用计等谋略。

《登坛必究》为明骠骑将军王鸣鹤辑。全书共40卷,分72类,内容包括天文、地理、选将、训练、赏罚、敌情、海陆边防等。

《虎钤经》为北宋许洞著。该书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兼及风角占侯、人马医护等。特别是其“人谋”部分,阐述了安民、通粮、赏罚等问题。

《兵经》,作行为明末揭暄。该书集兵林精英,概括为百字,皆是制胜的指南。

《投笔肤谈》,作者为明时西湖逸士。该书阐述了事先谋划、通权达变、乘敌制胜、攻心用间等思想。

《兵lei》,又称《白豪子兵lei》。全书把作战原则概括为36字,附战例337则,在军事学术史上有一定价值。

《太白阴经》,为唐时将领李筌著。该书强调政治上胜敌、创造主动有利兵势等问题。

《三十六汁》,无作者年代可考。叙述了胜故计、攻故计、败战计等古代兵家诡谲之谋,可以说它集中了历代兵家的诡道。

《百战奇略》相传为明代谋士刘伯温所撰,本书概括了一百种战略战术。

从上中可看到,中国兵家早已突破了先秦诸子百家范畴,成为中国权谋的经久不衰的源流。

 

2、《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开篇就指出:“用兵,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生死存亡,不可不认真考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作战篇》中又指出:“凡战事兴起,出动战车千辆,辎重车千辆,军队十万,还要千里送粮;这样,前后方的费用,外交使节往来的开支,军需供应,武器保养,每天耗资千金,然后大军才能出动”(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武在这里就是告诫统治者和军事将领,不可轻率功武,必须认真研究各种利害关系,作出多种判断,才能最后下定战争的决心。一旦用兵,则速战速决,不能久拖。

孙子认为,有五种因素(五事),决定了胜争的胜负,它们是:

“道”:政治背景,人心所向,战略方针;

“天”:天时季节,时机,国内外客观情势:

“地”:地形,道路,补给,资源;

“将”:般帅的才能,包括“智”(智谋),“信”(赏罚信用),“仁”(仁爱士卒),“勇”(勇敢果断),“严”(治军严明)共“五德”;

“法”:军队的法令制度,职责区分,后勤供给,组织编制等。

在此,孙子第一次将军事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即判断军事结果必须考察政治制度的优劣、人民与统治者的义系、人民对战争的拥护程度等等政治因素。虽然他没有提出类似于两千多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是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政治对军事的重大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孙子提出,每次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先经过“庙算”(古时在庙堂举行作战筹划会议),不仅准确地分析敌情,还要如实地了解自己一方的战斗力和其它主客观条件,做到成竹在胸,“未战先胜”。

另外,孙子说还可以从如下“七汁”更具体地判断出战争的结果:

“主孰有道”:哪一国的君主英明?

“将孰有能”:哪一方的统帅素质高?

“天地敦得”:哪一方占据天时地利?

“法令孰行”:哪一方的法纪能贯彻执行?

“兵众孰强”,哪一方的军队实力最强?

“士卒孰练”;哪一方的士兵训练有素?

“赏罚孰明”:哪一方的赏罚分明?

那末,是不是必须等待一切条件成熟后,才能用兵呢?也不是。在实际中,往往不可能这些条件都具备,要看主要的方面。在不同性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战争中,其主要的因素又是不一样的。古人说:“有六成把握则为胜算,不足六成把握则应谨慎”(六十算以上为多算,六十算以下为少算。“算”即算筹、算码),意思是,只要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则应当勇于决策,这样,战争是建立在比较可靠预测基础上的。当然,这一比例也不是铁定的准则,在特殊的时候,既使只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四十的把握也可冒险,这是迫不得已才挺而走险的。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遭危险和失败)”,那末,如何才能知已知彼,稳操胜券呢?

首先,“直接观察敌情”(Xiang敌。“相”即亲眼看一看,所谓“相媳妇”是也)。《孙子兵法》中列举了三十二种敌情观察法:

1.“敌人近而无声,是倚仗险地”(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

2.“远而来挑战,是诱我前进”(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

3.“敌人居于平地,是有其阴谋”(其所居易者,利也)

4.“树林响动,是偷袭者来”(众树动者,来也)

5.“草丛遮蔽,是疑惑我军”(众草多障者,疑也)

6.“鸟突然起飞,是有伏兵”(鸟起者伏也)

7.“野兽惊骇奔跑,是有大军”(兽骇者,覆也)

8.“尘土飞扬,是敌车开来”(尘高而锐者,车来也)

9,“尘土低弥,是步兵袭来”(卑而广者,徒来也)

10.“尘土散乱,是敌人在打柴”(散而条达者,樵采也”);

11.“尘土时有时无,是敌人在准备设营”(少而往来者,营军也)

12.“敌方使者言辞谦卑而又加紧战备,是欲侵犯”(辞卑而益备者,进也)

13.“敌方使者言辞强硬而敌军步步紧逼,是欲退却”(辞强而驱者,退也)

14.“敌方战车先出而又占领侧翼,是在布阵”(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

15.“事先无约而突然请和,其中必有诈”(无约而请和者,谋也)

16.“敌人疾驰而展开兵车,是欲交战”(奔走而阵兵车者,期也)

17.“敌人半进半退,是诱我上当”(半进半退者,诱也)

18.“敌兵倚仗手中的兵器站立,是因为饥饿疲惫”(杖而立者,饥也)

19.“敌兵抢着喝水,是因为干渴缺水”(汲而先饮者,渴也)

20.“见利而不前进,是因为疲劳所致”(见利而不进者,劳也)

21.“飞鸟停集,说明营寨无人”(鸟集者,虚也)

22.“敌营夜间有人惊呼,说明敌人胆怯”(夜呼者,恐也)

23.“敌军纷扰,因为将无威信”(军扰者,将不重也)

24.“旌旗乱动,因为敌阵混乱”(旌旗动者,乱也)

25.“军官急躁易怒,说明敌人疲倦”(吏怒者,倦也)

26.“以粮喂马,杀马而食,军无炊具,兵不回营,这是穷寇”(粟马肉食,军无悬fou,不返其舍者,穷寇也)

27.“敌兵窃窃私语,是将领不得人心”(谆谆翕翕xi,徐与人言者,失众也)

28.“再三赏赐士兵,是陷入了穷途末路”(数赏者,窘也)

29.“不断责罚士兵,是由于困境难解”(数罚者,困也)

30.“起先对士兵凶暴而后又畏惧部众,说明敌将不明智”(先暴而后畏具众者,不精之至也)

31.“敌人借故来谈判,是想休兵息战”(来委谢者,欲休息也)

32.“敌兵盛怒迎战,但久不交手,又不离去,必须谨慎观察其意图”(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从上可以看出,孙子十分详细地总结了观察敌阵、分析敌情的方法,他善于透过蛛丝马迹的现象,看到对战役起关键作用的本质性的东西,然后给敌人以打击。在历史上,孙武就是名副其实的战争指挥家,他协助吴王阖(He)(lu)“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吴国一度成为强国,曾攻入楚国都城郢(ying,今湖北江陵县内)

春秋时期,齐国太子光也能明察秋毫,洞悉敌情。一次,晋国军队包围了临淄 (zi)城,将城外的树木全砍倒,并放火烧毁了房屋和草木。齐将只能将门紧闭,任其滋扰。齐灵公认为敌人的意图是困死齐人,于是想逃走,被太子光拦住,“您注意观察敌人的目的,可能只是想搔扰一下而已,不久就会撤退的,请君王稍微忍耐一下。”齐王仍想走,太子用剑把马的缰绳砍断,使得他没法骑马逃走。果不然,晋军很快就撤退了。

除直接察敌之外,孙于提出的知彼的另一个方法是“使用间谍”(用间)。通过间谍,不仅能了解敌人阵营的情况,而且能获得许多绝密的信息。还可利用间谍,散布谣言,或促使敌人内乱,或借敌人之手)除心腹之患,达到不战而胜的目标。历史上,刘邦的谋士陈平就成功地离间了项羽与其“亚父”范增。陈平是因被项羽怀疑而投靠刘邦的,他深知项羽信谗多疑的缺点,于是捏造了一个自称是茫增的侄子的人物,写封称赞刘邦是仁德之君的假信给范增。信专等范增不在时送与军营守门人,守门人误以为是重要情报,直接送给了项羽。项羽看信后,自然就怀疑“亚父”与刘邦的人暗中勾结。一天,项羽的使者到刘邦营中,陈平让侍者端出精美莱肴进屋,然后佯装惊讶,“我们以为是范增的使者,原来是项王的使者”,于是马上回去换上粗劣菜肴。使者回营,如实禀告项羽,更加深了项习与范增的隔阂。亚父建议项羽急攻荥(xing)阳,不听,遂告老还乡,死于路上。以后,项羽独断一切,刚愎自用,不到一年,便自刎于乌江。后世评论家大都指出,范增出走,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刘邦最后取得胜利,就得力于陈平的离间计。

知己知彼的第三个方法是先与敌人小规模较量而知敌我实力及特点。孙子说:“直接角斗而知我军不足之处”(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历史上,商朝的开国丞相伊尹就是审时度势,先“角之”而后胜敌的。为了探明夏桀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伊尹向商汤献策说“请先断了给桀的贡品,看看他的反应怎样”,商汤接受了这个建议,结果夏桀率九个部落(九夷)的军队来讨伐。伊尹说,夏桀还有号召力,现在还不能与他作战,赶快赔礼道歉,补送贡品。第二年,伊尹又劝商汤断贡,夏桀令伐,但多数部落不响应,于是商汤举兵,“鸣条之战”大败夏桀,灭了夏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