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用工兵铲图片及价格:无法告别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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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告别的革命

 

晓 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些人从崇拜革命到害怕起革命来,仿佛革命就是粗鲁的,残酷的,改良就一定是科学的文明的有助于社会稳定的。读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录 《告别革命》,光是标题就令人感到困惑。李泽厚并不是发动了一场革命的革命家,也不是倡导了一辈子革命的宣传家,何以突然要告别革命?(这话如果由格瓦拉 来宣布更有资格)是他自己要告别,还是劝别人告别?革命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有什么资格要别的人告别革命呢?在《近代思想史论》中,李先生还循着老例指出康梁的保守性,现在却又与时俱进地肯定康有为的价值了。在 这本可称为“思痛录”的书中,曾经“咸与维新”结果吃了赵家一棒的李泽厚还反思出一个生存和吃饭哲学。人活着,当然要吃饭,但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个简 单的道理是“雷锋”说的,并不需要哲学家来论证,如果一定要提到哲学高度,那么其暗含的意思大致是除了吃饭生存,人最好少想点其它的,更不要侈谈什么革 命,按照康有为的设想,中国人民总有一天可以拖着辫子走进大同极乐世界的嘛。如果吃饭就是李泽厚“告别革命”后的理想,那真是返朴归真得象阿Q 抱着罗卜回了土谷祠。但是李泽厚忘了,以为自己已经告别了革命的阿Q却告别不了反革命,最后还是被捉去杀了。究其根源,这叫“不许革命”,主动权在人家手里,你还自我安慰,觉得是自己只要挥一挥衣袖就可以告别的了。

今日的上海滩有一个一向主张由权威领袖统治中国的权威癖历史教授萧功秦,尤其严肃的呼吁,要警惕革命性的变革。表 面上看来,中国的教授们越来越“人性化”了,担心革命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好象很会为我们的大众苍生考虑,深怕中国人发生想做奴隶都做不得的悲哀,忧国忧民 之心可鉴。实际上,他们故意将革命等同于动荡,抹杀了革命的进步实质。而这萧功秦一边警惕革命,说孙中山太“浪漫”,一边公开为袁世凯歌功颂德,这让人恍 然大悟:原来警惕革命的目的,未必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而是在替袁世凯们献计献策,要稳定的是奴隶主们的位置。奇怪的是,萧教授对于防止发生革命充满 警惕性,却偏偏不去警惕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不警惕袁世凯的出卖,暗杀,镇压,复辟,一心想在不“浪漫”的“新权威”的旗帜下将“新中国”带入萧教授所期 望的“现代化。” 萧功秦教授还把韩国的朴正熙也供奉为新权威主义的偶像,却不提韩国的民主浪潮如何一次次以勇气和鲜血冲击专制,并带来真正的社会进步。 他似乎也忘了,袁世凯和朴正熙一个忧惧而死,一个被刺身亡,做这用命换来的新权威,谁愿意?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绣花做文章,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主要强调其暴力的一面;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阶级的狂欢节,符合其娱乐性的形式一面。尽管革命常 常带有暴力内涵,革命的本意,却绝不仅仅是在暴力中狂欢,这样的定义,无疑也是对革命的歪曲。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革命(revolution)一词指的是“既有制度的根本的,快速的,不可逆转的改变” (Fundamental, rapid, and often irreversible change in the established order)如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不似在中国,只要农民造反狂欢,就称为革命。不具备根本变革内涵的,英文中只能叫反叛(rebellion)。因此,英文的中国史著作中,将洪秀全们和义和拳们的活动,一概叫做rebellion。从这一定义看,革命不一定意味着暴力,而暴力也不一定就是革命,但革命一定意味着对一个违背人性的旧制度的根本的制度重构。和平地改变政权的性质,如捷克不流血的天鹅绒革命终结了共产党的统治,无疑就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和社会革命。这样看来,中国历史上不过是一哄而起的反叛太多,货真价实的革命并不是太多,其实是太少。

 

美国的政治学者对革命的起源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人强调社会基础,有的关注革命者的心理驱动和意识形态,有的则注重政权本身的适应能力。例如,Theda Skocpal 认为,现代革命是否发生,并不是革命家进行有意识煽动的结果,而是旧政权军事和行政自行崩溃与国际环境综合作用带来的。不论从何种意义上,革命都将是客观存在的。当某种专制制度已经衰朽,而又实在无法自我更新的时候,终究会出现一场民主革命,以除旧布新。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并不是革命者,但他在1870年代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论及中国时就已经提到,满清不灭亡,再来一百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对一个不可救药的政权的道德判决和对大革命的预言, 可是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学者还在嘀嘀咕咕:假如就按康有为那样改良下去……好象剥夺了康有为改良机会,而且到处追杀他的不是清王朝,倒是革命派。是啊,中国人为什么不再早点“告别革命?” 假如还有半口剩饭吃,那就在西太后的领导下这样变革下去,或者就紧密团结在袁世凯的周围那样改良下去,直到他们毫不浪漫的屠刀落下来。

 

变革和革命是在发展中相互交织的,并没有绝对的模式。和平的发展会为革命性的变革准备物质和心理条件,但未必能替代一次根本的剧烈改变。今天,中国革 命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享有充分民权的现代社会——并没有实现,也就是说,革命尚未真正成功,何来告别一说?当数以千万计的人命连革命的力气都没有就被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人连革命的念头都不敢有就被扫射而死时,不见教授们呼吁告别这暴虐,警惕这残忍,却面对着偷生的幸存者宣布从今以后告别革命。这是什么逻辑和理论?当 专制的牢笼套在每一个人的头上,站起来反抗专制的,是每一个身受其害的人,这种反抗的力量深深地蕴藏在民众中间,而同时,专制也同样地腐蚀和戕害着政权本 身,减弱政权化解局部危机的能力,促使它在全面危机中自行崩溃。革命基本上来源于这两种力量。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社会经济也曾经进步,也曾经有一点一滴 改良的可能,终究是积重难返,挡不住崩溃的大潮。革命的发生与否,绝不是几个劝大家回家吃吃饭或梦想权威赐与稳定的学者说了算,也不是他们一厢情愿告别得 了的。最终,李泽厚们恐怕告别不了革命,革命倒一定会告别李泽厚的。